我的奮鬥

《想像的共同體》第一章〈導論〉

鏡中是星期天，
夢裡有地方睡眠，

讓我們從一次決鬥談起。在根據十八世紀末Choderlos de Laclos的同名小說所改編的電影《危險關係》當中，當瑪托伊女侯爵出於私心揭露了其共謀者瓦蒙與年輕的希皙兒之姦情後，希皙兒的戀人丹辛向瓦蒙提出了決鬥的要求。結果，背叛了杜維夫人全心全意之真摯愛情的瓦蒙在絕望與懊悔交加之下，戲劇性地自願死於丹辛的劍下。現實生活裡可能沒有那麼多情愛糾葛，然而，西元1726年，大名鼎鼎的伏爾泰逃往英國，起因則是某位叫做Rohan的騎士侮辱了他，他憤而要求決鬥，卻被這位貴族所拒，並受其家僕的毆打，為了逃避法律對私鬥的懲罰，伏爾泰於是不得不出奔異國。[1]

以上的兩個例子固然具體而微地向我們顯示出十八世紀法國的一種特殊社會情狀：決鬥之風的盛行，但同時也讓人有些困惑。事實上，以決鬥來解決人際之間的各項爭端並不是十八世紀特殊的產物，更有著依附於早期日耳曼部落文化源遠流長的傳統。從中世紀法蘭克人的法律條文當中，有關人們向他人施暴的懲罰條文已經可以看出，男性間相互鬥毆的習慣是如何尋常且頻繁發生。[2]然而，除去最原始的暴力形式以外，舊體制下的決鬥同時也帶有某種文化上的意涵。正如伏爾泰的情形，引起決鬥的最常見原因往往是由於”受到侮辱”，而「侮辱」的概念，基本上和「重視名譽」的觀念是分不開的。最初，這樣的觀念產生於歐洲獨有的某種特定階級與性別，正如《沙龍——失落的文化搖籃》一書的作者所言：「騎士階級的倫理和文化奠基在奉獻給戰爭的生涯；在他們的生命之中，肉體以及精神方面的英雄事蹟被視為男人所臻至的完善境界」。具體的要求則包括下列「他們必須遵守的三項美德：效忠領主、勇往直前以及捍衛名譽」。[3]伴隨著歐洲中世紀政治權力一次次的重分配以及隨之而來的頻繁戰爭，作為一個階級，騎士最終是沒落了，然而其代表的尚武精神，包括重視名譽的想法，卻保留了下來，滲入那些因其軍事作用而地位逐漸爬升的男性戰士之文化心理結構當中。由此，我們可以更深入地重新界定十八世紀時男性之間的「決鬥」——一方面，那是某種人與人之間訴諸暴力來解決問題的行為模式之延續；另方面，此一行為模式在其自身的發展過程中與特定的社會條件相結合，進而被賦予某些明確的文化意涵，成為舊制度下上層階級裡一部份人，也就是男性貴族的正字標記。

          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 1864-1920）在討論到人類社會當中，任何制度內必然存在的權力問題時，曾經給出以下的定義：所謂的權力，意指在「社會關係內，行動者具有可以排除各種抗拒以貫徹其意志的可能性，不論此一可能性基礎為何」。[1]在此概念下，為了追求分析上的精確，韋伯進一步界定了一個更為嚴密、對於巨觀地檢視人類政治經濟行為更為有效的概念，即「支配」。在此，支配指的是「一群人會服從某些特定的（或所有的）命令的可能性」。按照韋伯的說法，就此定義而言，支配僅涉及對於命令的回應，於是並不能包括所有行使權力或影響力的型態。延續著此一脈絡，韋伯接著論及支持各式支配關係的必要條件。首先，在韋伯看來，任何社會行動都取決於四種態度：工具理性、價值理性、情感特別是情緒性，以及傳統，即習性。然而，僅靠這四者，並不足以作為支配的充分基礎，一種支配關係若想謀求自身的延續，尚須另外一個關鍵性的因素：正當性的信念。

正是根據這一點，韋伯提出了他膾炙人口的對於不同支配形式的分類。根據正當性的類型不同，支配可以建立於三種不同的基礎之上：第一，「理性的基礎——確信法令、規章必須合於法律，以及行使支配者在這些法律規定之下有發號施令之權利」；第二，「傳統的基礎——確信淵源悠久的傳統之神聖性，及根據傳統行使支配者的正當性」；以及最後，「卡理斯瑪的基礎——對個人、及他所啟示或制訂的道德規範或社會秩序之超凡、神聖性、英雄氣概或非凡特質的獻身和效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