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奮鬥

          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 1864-1920）在討論到人類社會當中，任何制度內必然存在的權力問題時，曾經給出以下的定義：所謂的權力，意指在「社會關係內，行動者具有可以排除各種抗拒以貫徹其意志的可能性，不論此一可能性基礎為何」。[1]在此概念下，為了追求分析上的精確，韋伯進一步界定了一個更為嚴密、對於巨觀地檢視人類政治經濟行為更為有效的概念，即「支配」。在此，支配指的是「一群人會服從某些特定的（或所有的）命令的可能性」。按照韋伯的說法，就此定義而言，支配僅涉及對於命令的回應，於是並不能包括所有行使權力或影響力的型態。延續著此一脈絡，韋伯接著論及支持各式支配關係的必要條件。首先，在韋伯看來，任何社會行動都取決於四種態度：工具理性、價值理性、情感特別是情緒性，以及傳統，即習性。然而，僅靠這四者，並不足以作為支配的充分基礎，一種支配關係若想謀求自身的延續，尚須另外一個關鍵性的因素：正當性的信念。

正是根據這一點，韋伯提出了他膾炙人口的對於不同支配形式的分類。根據正當性的類型不同，支配可以建立於三種不同的基礎之上：第一，「理性的基礎——確信法令、規章必須合於法律，以及行使支配者在這些法律規定之下有發號施令之權利」；第二，「傳統的基礎——確信淵源悠久的傳統之神聖性，及根據傳統行使支配者的正當性」；以及最後，「卡理斯瑪的基礎——對個人、及他所啟示或制訂的道德規範或社會秩序之超凡、神聖性、英雄氣概或非凡特質的獻身和效忠」。

必須附帶一提的是，此處所歸納出的結果乃是概念提煉的產物，換言之，是某種「理想」的類型，韋伯在稍後清楚點明，「下面詳細討論的這三個理想類型通常並不是以”純粹”的形式出現在歷史中」。然而，即使是在歷史的領域中，這些概念的有用程度並不因此而稍減，因為，「我們可以用社會學的類型來決定某一具體的支配形式是否符合或接近某種類型的支配」，從而得出純粹的歷史研究在千頭萬緒的經驗事實當中所不易看出的條理。事實上，這種種概念上的釐清，的確可能是我們在閱讀這本《北宋前期皇帝和他們的權力》時，不可或缺的思想工具。

    如今，論者一般率皆同意，有宋一代在中國歷史的發展中佔有一個關鍵的地位。在此一時期當中，經濟上，貨幣與工商業繁盛，土地制度轉為地主與小農的私有制；社會上，平民透過科舉而得以參政，社會流動性大增，士大夫階級的成立之餘亦伴隨著各種職業的專門分化；影響所及，宋代文化上的成就尤為可觀，宋詞、理學、文人畫乃至科學技術上的種種發明改良均標誌著整個時代的活潑與生命力。[2]此外，不可忽略的是，作為此一時期最為顯眼的重大特徵之一，宋代也同時是中國歷史上政治權力幾近前所未有地集中、由此影響及於以下明清兩朝，君權大幅度提昇的開始。因此，想要進一步理解與把握這個大轉變的時代，我們的著眼點落於其中特殊的政治發展軌跡，想來也是十分合理的。

    然而，揆諸史冊，宋朝政權之成立，緣於歷史上著名的「陳橋兵變」，而我們隨後更會發現，如此戲劇性的事件原是其來有自的。簡言之，宋太祖趙匡胤乃崛起於五代的紛亂之中，而五代的形勢，基本上是唐末藩鎮割據的延續。藩鎮原賴軍事力量而得以坐大，生當亂世，這批軍人們毋須再堅守任何形而上的價值理念，利之所趨，無所不至。因此，在特殊歷史條件的形塑下，五代遂產生了這樣一股特殊的時代風尚：軍人們從原本的自行擁立主帥更進一步，藉同一手段將其軍事領導者推向了帝王的層次。陳橋兵變同樣是這種風尚的產物。[3]就此言之，宋朝之開國無疑的確有一個不夠光明磊落的起手勢，這個特定的背景，為接下來整個王朝對於其統治支配問題所付出的巨大關注設定了基調。由此出發，《北宋前期皇帝和他們的權力》的問題意識十分明確，作者的意圖在於「嘗試以立於獨裁體制中心的皇帝作為主要對象，來討論宋代君主獨裁體制中皇權發展及運作的問題」。[4]或者，在一個更抽象的層次上，本書所探討的，乃是「如何在變動的時空中，尋求出人與制度間的相互關係」。[5]

    全書共分六章，除緒論、結論外，分別以專章處理宋初的四位皇帝——太祖、太宗、真宗與仁宗。第二章包括兩節，首先分析了宋代開國的關鍵性事件「陳橋兵變」，將之置於五代以來軍人擁立武將為君的時代風氣下加以考察，闡明其在歷史發展中的合理性。在大致敘述完整個事件之後，作者討論了此一”非常”的政權轉移所引起的「名不正」的問題，以及宋太祖及其臣下種種粉飾太平的手法。第二節則論及一旦登上大位，太祖賴以建立更進一步之權威的種種策略與作為，這其中從製造與傳布各種可見證其「天命」的傳說異象，規劃並確立強幹弱枝、中央集權的政策路線，乃至具體化為諸如「汝獨不能小讓我耶」等直接表述，都在在顯示出一位開國君主亟欲擴張、鞏固其支配正當性的性格。第三章包括三節，首先，作者直接以宋太宗日常生活的活動細節為例，說明至此為止，宋代的君權是如何又已經被提升到某種高度，其支配甚至及於如擇士、獄訟、錢穀、軍政、納言等範疇的極細微之處，並不斷地體制化。作者另外強調，太宗本身的性格與認知亦在整個過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換言之，他乃十分自覺地進行著此一將其支配權威轉化為某種強固的傳統之工作。其次，透過進一步分析，作者在太宗日理萬機的身影背後，窺見了一個繼位君主蠢蠢欲動的獨裁性格，最為明顯的例子，即是表現於他對臣下辦事能力的不信任。最後，第三節詳盡地描述了從宋太宗到宋真宗之間權力轉移的來龍去脈，清楚顯示出世襲繼承的糾葛與難處，同時，太宗身後留下的，事實上是一個對於君主個人行政能力要求極高的體制，在此，作者其實也已經暗示出真宗即位後的難關了。

    第四章包括四節，第一節延續前章的論述，分析宋真宗在面對前人所留下的傳統時所遭遇的問題。根據作者所言，基本上，真宗的個性遠較太宗謙和柔弱，面對父親留下的體制，他其實並不具備將之延續下去的能力。接著，作者分別以真宗時期宋朝和西夏、遼朝的關係為例，藉著真宗游移於和戰二派說法之間進退維谷的窘境，說明他身為君主，在運作其自身所繼承的支配關係上的無力。第三節討論的是真宗面對此一無力感的回應，作者列舉了他改元大中祥符前後，訴諸宗教祭典乃至各式祥瑞徵兆以圖重建其支配之正當性的努力，此外，他還配合這些祥瑞親自著述文告以增進宣傳效果，間或也用此方法來向臣下傳達各種訊息。而作者認為，以上種種作為歸根結柢都可視為某種「精神領導」，即藉著象徵的意義來表現皇帝的地位，但事實上，真宗此時的統治已經高度依賴身旁的重臣與皇后。最後一節，作者處理了真宗晚年宮廷裡一連串的權力鬥爭，最後由真宗的皇后劉氏勝出。無論如何，此時的真宗對這一切均已無從過問，而隨著整個支配中心的移轉，皇后的支配成為一個全新的現象。第五章包括二節，儘管時間上以宋仁宗在位時期為斷限，其中反有一半篇幅用於描述劉后鞏固其權威的過程。然而，面對根深柢固的男女之別等傳統，我們會發現無論如何用盡機巧，她始終也難以紮穩其支配的基礎。攝政多年後，劉后去世，宋仁宗即位，除了盡廢皇太后種種缺乏正當性的措施之外，仁宗自己的統御支配也遭遇了一個大不相同的局面。在最後一節裡，作者處理了新興的士大夫類型與皇帝的支配間的交互作用，自開國至此，大部分有關支配的體制基本上都已經確立下來了，但這些新的官僚如今有不同的要求，他們一方面爭取發言權，另方面也將改革的理想寄託在仁宗身上。然而，這樣的理念其實有著內在的矛盾性，君主的支配與官僚化的政治畢竟難以妥協，其弊病則清楚反映於仁宗時期朝廷的對立與混亂上。

    以上就是全書的大致內容。綜合前文所言，我們不難看出，要將韋伯的支配類型的概念應用於這一份歷史研究當中確實並非難事。宋太祖出身行伍，藉軍中部將的擁立而一舉躍登九五之尊，這其中固然有五代舊習的作用使然，然而其個人魅力之強亦可見一斑。此外，在他登基之後，民間各種有關他出身的「天命」傳說一一應運而生，大概也不是偶然。凡此種種，皆使我們多少足以認定太祖主要可以歸類於韋伯的卡理斯瑪支配類型。繼任的宋太宗同樣是一名野心勃勃的人物，並擁有與其野心相匹配的才能，就這些個人特質而言，他似乎可以算作另一個卡理斯瑪型支配的例子。然而，作為繼任者，太宗所面對的問題根本上有別於開國的皇帝，後者容或有必要或得以乘其開國之餘威而針對個人魅力大肆發揮，對太宗而言，體制的肇建與一套非個人化而可傳之後世的權威傳統之鞏固卻已經是一個刻不容緩的課題了。事實上，自太祖以降，後繼的任何支配的正當性來源也都多少必然植基於由太祖所開啟的傳統。因此，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將太宗視為卡理斯瑪式與傳統式混和的支配類型。接著，權力移交至宋真宗手裡，至此，體制已然確立，來自神聖傳統的正當性也幾乎可說是不證自明。而在父親的巨大身影底下，真宗似乎並不真正企求有一番突破性的作為，儘管他身為神聖傳統中的支配者主要的任務也的確僅在守成而已，就此言之，他應當是更為標準的傳統的支配類型。劉后的歸屬是一個比較麻煩的問題，根據本書的描述，她的支配有賴持續不斷的鬥爭來維持，並且從未真正徹底完成過。不過，我們幾乎可以確定的是，法律大概不會站在她那一邊，而傳統儘管在最根本的意義上與她的意圖對立，卻也偶爾成為支持她進行支配的託詞。最後做一個大膽的猜測，從朝廷裡不斷有大臣與之結盟的情形來看，劉后應該不會是一個全無個人魅力之人。因此，與宋太祖相同，我們可以將劉后的支配看做卡理斯瑪與傳統的混和類型。最後，宋仁宗基本上與真宗相同，直接由傳統取得其支配的正當性，值得注意的是，本書最後提及的新士大夫的崛起似乎在向我們暗示某種新的支配類型的可能性。這批官僚以其專業自誇，並時時不忘直言進諫以求約束皇帝那本質上是無限的支配權力。這裡也許有一個理性的支配類型正在萌芽，但無論如何，奢言十一世紀的中國已進入法治的階段聽起來終究太過荒謬了。畢竟，千百年來的中國人始終沒能憑自己的能力完成這個進程不是嗎？

    那麼，如此概念的應用究竟能夠告訴我們些什麼呢？換言之，讀畢歷史，做完了韋伯的概念與宋初君主們之間的連連看以後，我們究竟能為原本的歷史圖像增添什麼東西？我以為，正是在此，圖像的比喻其實並不準確。就整個過程而言，我們看到的毋寧更接近一部動畫。當然，動態的變化發展原就是歷史的特質，而這其實也就是我們在討論當中引入社會學概念的用心所在——在具體的歷史資料輔助之下，原屬靜態之橫剖面分析的支配類型於是多出了一個運動伸展的維度，成為一種有機的結構；而原來極有可能以其紛繁無序而淆亂吾人視聽的歷史事實，也因概念的介入而向我們顯現了更為清楚明確的規律。因此，綜合了歷史的敘述與社會學的分析，我們如今可以很肯定地看出一種支配關係可能演變發展的方向。在這個宋代初期的例子裡，支配的正當性明顯地由一開始帶有高度個人色彩的卡理斯瑪支配，經由傳統型支配的中介與過渡，朝向理性支配的趨勢前進。而無疑地，這樣的趨勢為我們進一步揭示了在不同類型的支配當中，可能存在的聯繫、重疊乃至於矛盾衝突。這其中或者還有無數的細節值得進一步推敲、研究，但至少，截至目前為止所取得的這個小小的結論，已經是我在閱讀、思考這本《北宋初期皇帝和他們的權力》的過程中，最大的收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