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奮鬥

談到十八世紀的歐洲，如今我們習慣用「啟蒙運動」一詞來標示其主要文化精神狀態的特徵。然而，仔細分析起來，即使不論大多數根本無緣參與此一思想運動的凡夫俗子，生活在這個時空底下之上層菁英人士的思想、觀念乃至心態在實際上分歧的程度，也遠遠並非「啟蒙運動」此一集合性的標籤就能夠概括的。這類分歧的一個代表性的例子，表現於西元1755年發生於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的一次大地震之後，從教士到文人，各方人馬紛紛對此提出了自己的意見。在這些意見以及相關的文獻當中，我們可以看出當時歐洲的思想菁英們是如何從迥然有別的角度出發來談論、解釋這一場地震；同時，藉著這些討論，我們也能更進一步地推敲出他們對於上帝與自然之間關係的各種看法，從而理解，為什麼這場地震會在思想界引發如此激烈的爭執，或者，說穿了，他們到底在爭些什麼？

第一份資料來自隸屬於羅馬天主教的耶穌會士Malagrida，在他看來，發生地震是由於人們的”abominable sins”，也就是罪惡，這些罪惡引起了”the wrath of God”，因此，”It is scandalous to pretend the earthquake was just a natural event”。在這樣的觀點之下，對於地震所造成的損失，最好的補救之道在於”to devote all our strength and purpose to the task of repentance”。很明顯，地震既然是由自然以外的力量所造成，解決方法也同樣不屬於「自然」的範疇。[1]第二份資料是新教的衛理公會創始人John Wesley的佈道詞。他把里斯本地震放在當時人們所遭遇過的各式各樣其他災難的脈絡下來談，反對這一切只是”purely natural and accidental; the result of natural causes”；相反，他要求人們承認這一切是出於”the hand of the Almighty, arising to maintain his own cause”。根據Wesley所引用的似乎是出於聖經的段落，自然界當中的一切事物都來自上帝，因此，即使”there are natural causes of all these, they are still under the direction of the Lord of nature”。值得注意的是，在Wesley所列舉出的引起上帝不滿的罪惡當中，有一部份正屬於羅馬天主教的種種腐敗情形與不當措施，而同樣有別於Malagrida所說的”repentance”，他認為補救的方法在於”prayer”，乃至更進一步的”worshipping God”，而要做到這一點，首先要”love God”，凡此種種皆反映出Wesley的新教信仰風格。[2]無論如何，綜合以上所言，我們可以看出當時無論新舊教人士，多傾向於對地震的原因賦予超自然的解釋。他們將自然中發生的事件歸因於上帝，暗示我們上帝對於自然界的事物時時地插手干預，而「自然」作為上帝的造物，似乎不證自明地與上帝有著緊密的聯繫。然而，「自然」為上帝所造並不就代表自然界的事件可以用上帝的作為來說明，這樣的思維逐漸地浮現於下面的資料當中。

          第三份資料是伏爾泰早期的作品，他在其中簡單扼要地介紹了牛頓的思想。牛頓的目標，在於發現”whether there is a secret Principle in Nature which, at the same time, is the Cause of the Cause of the Motion of all celestial Bodies, and that of Gravity on Earth”。無論牛頓本人是否先於具體的結論便已經相信了這樣的定律之存在，伏爾泰眼中的牛頓無疑已經在用一種非常不一樣的方式來看待「自然」。而隨著他的工作的成功，牛頓發現了”Attraction, the great Spring by which all Nature is mov’d”。為了突出此一發現的特點，牛頓特別強調不要將之等同於”what the Ancients call’d occult Qualities”，而根據伏爾泰的說法，關鍵的差異即在於”its Effects are demonstrated, and the Proportions of it are calculated”。有此實證的根據以後，在牛頓的乃至伏爾泰的世界裡，從此”there is in all Bodies a central Force which acts to the utmost Limits of the Universe, according to the invariable Laws of Mechanicks”。在這種”Laws of Mechanicks”的作用之下，對伏爾泰而言，上帝於是從「自然」的舞台中央淡出，不再直接地對這個世界施加什麼影響，充其量，只剩下抽象的”The Cause of this Cause is among the Arcana of the Almighty”。[3]資料四來自英國的天主教詩人Alexander Pope，我們在其中可以看見他如何試圖調和自己所信仰的上帝，身處一個由牛頓的定律所規定的世界當中的尷尬。Pope將牛頓所發現的貫穿自然界的定律與人格化的全能上帝聯想在一起，宣稱”All are but parts of one stupendous whole, Whose Body Nature is, and God the soul”。如此，他把原本已經退居幕後的上帝再度請了回來，當然，並不是以原本那種不斷介入自然、甚至人事的形式，因為我們可以想像，受過牛頓物理學洗禮的人們無論如何已經不可能再接受這種說法。如今，上帝並不干預自然，而是表現為「自然」本身，透過”Warms in the sun, refreshes in the breeze, Glows in the stars, and blossoms in the trees”，”He fills, he bounds, connects, and equals all”，我們便得以與上帝連接，因為人自己也在這一切當中。此外，這種上帝與自然的新關係還具有倫理學上的意義，因為在前述的觀點下，人既無法窮究環繞在他四周的無限的”whole”，Pope遂只能告誡人們，雖然”All Nature is but art”，卻”unknown to thee”，同時，”All Chance, Direction, which thou canst not see; All Discord, Harmony not understood; All partial Evil, universal good”，如此一來，人們儘管無法領略這一切，卻可以相信”WHATEVER IS, IS RIGHT”。[4]

          正是Pope在他的詩裡最後所得出的這種樂觀信仰，在里斯本地震發生以後深深地傷害了伏爾泰的感情。第五份資料同樣是一首詩，是伏爾泰在聽聞地震的消息之後有感而發之作。在此，他強烈質疑了那些”Deluded philosophers who cry, “All is well,””，因為在他看來，地震所帶來的破壞，就純粹是破壞而已，其中不但沒有任何人格化的上帝的美善可言，剛好相反，只能顯示出上帝的缺席。伏爾泰反問那些訴諸上帝以解釋地震成因的人，目睹這般慘狀，難道還忍心說”God is revenged, their death is the price for their crimes”，畢竟，”What crime, what error did these children, Crushed and bloody on their mothers’ breast, commit?”。[5]就此而言，年歲漸長的伏爾泰似乎已經逐漸意識到，在地震這一類事務上，試圖去追究其意義是徒然的，人類的理性無論援引何方神聖的背書，都難以對此巨大的苦難自圓其說。然而，這樣的思維背後蠢蠢欲動的懷疑論引起了堅持宗教信仰者的抗議。下一份資料是盧梭寫給伏爾泰的信，在其中他強烈質疑伏爾泰對地震的觀點非但無益於從災難中解脫，反而更嚴重地打擊了原本可以帶來慰藉的一些信念。盧梭告訴伏爾泰，”Pope’s poem alleviates my difficulties and inclines me to patience; yours makes my afflictions worse, prompts me to grumble”。為了不陷入此一絕望的境地，盧梭於是懸置了地震事件中上帝的作用問題。在概念上，他把地震與地震所造成的損害區別開，集中討論後者，因此得以全然避開有關上帝與自然的關係之爭議。盧梭說，”I don’t see how one can search for the source of moral evil anywhere but in man…Moreover…the majority of our physical misfortune are also our work”，在此基本觀點下，盧梭相信地震所以造成了大量傷亡，是因為”Many obstinately remained…to expose themselves to additional earth tremors because what they would have had to leave behind was worth more than what they could carry away”。於是，他犀利地反問道：”How many unfortunates perished in this disaster through the desire to fetch their clothing, papers or money”？隨後，在以病人臨終的情境為例再次說明他的觀點之後，盧梭對此論題下了總結：”For me, I see everywhere that the misfortunes nature imposes upon us are less cruel than those which we add to them”，很明顯，他認為里斯本地震在本質上是一場人禍，既非天災，當然也與上帝無關。[6]

          有別於盧梭與伏爾泰兩人對地震議題泛道德化的種種天災人禍的糾纏，早於里斯本地震發生以前，科學家對此已經有了另一番解釋。第八份資料來自法國皇家植物園園長Georges Louis Leclerc, Comte de Buffon，延續著牛頓追求自然運作之原理的精神，他首先將地震分為兩種，”One type is caused by the action of subterranean fires and by the explosion of volcanoes and is only felt over small distances when volcanoes are active or when they erupt”，另外一種則是”earthquakes which are felt over long distances and which shake a large area of terrain without the appearance of a new volcano or an eruption”。在此，值得注意的是Buffon的分類所根據的是地震的效應與成因，前者實際上就是指地震的範圍與強度，因此是一個量化的觀念，而後者則承認了自然界當中的確存在著種種判然有別的現象，要求個別特定的解釋。接著，Buffon著手說明第二種地震的成因，主要來自地底深處某些易燃物質所產生的灼熱氣體，這些氣體存在於地曾的垂直裂縫當中，因此”The rarefied air will rush violently through all of these passages which are open to it”，從而”inform a raging wind in its subterranean paths, the noise of which will be heard on the earth’s surface and it will be accompanied by shocks and concussions”，這種結果就是我們所說的地震。[7]在此，無論Buffon對地震的解釋是否符合當代科學家的最新研究成果，至少，他們是極其相似的。相較於前文基督教的作者拒絕承認地震乃是一種自然事件，Buffon反其道而行，完全以現象界的術語來說明現象，從根本上排除了任何在可觀察到的現象之外的形而上觀念牽扯進來的機會，當然，也因此不再有必要對地震這類自然事件作出道德判斷。「自然」的這種「非道德」的特質到了最後一份資料當中終於得到完全的確立與承認。在霍爾巴哈男爵的著作The System Nature當中，他明白宣示了”Man did not understand that Nature, equals in her distributions, entirely destitute of goodness and malice, follows only necessary and immutable laws”，因為根本上，”The universe, that vast assemblage of everything that exists, presents only matter and motion: the whole offers to our contemplation nothing but an immense, an uninterrupted succession of causes and effect”。對霍爾巴哈來說，整個宇宙僅僅表現為一連串的原因與效果，而其中所有的，不外就是物質與運動。相較之下，伏爾泰所引介的牛頓學說尚且為上帝保留了一個作為”the cause of this cause”的作用，然而，霍爾巴哈根本就認為自然界的運動乃是”from herself, since she is the great whole, out of which, consequently, nothing exists”。[8]在這樣的世界觀之下，人們甚至不再需要談論上帝與自然的關係了，那根本就是一個假問題，因為「自然」本身就已足夠！

          經過以上的分析，我們也許可以進一步思考一下，圍繞著地震以及與之相關的「自然」之議題，前文提及的眾多作者們在表達了他們對於上帝與自然之關係的看法之餘，或隱或顯地觸及的某些更為深沈的關懷所在。事實上，從這些作者談論地震或自然議題的角度，我們可以得出一種一般性的分類。對最初的兩位基督教作者而言，地震涉及了人的罪孽與神的懲罰或裁判，換言之，地震的現象幾乎被視同某種「人事」的範疇，因之可以對此持有價值判斷。同為基督徒的詩人也在其詩作當中，表達了他對於一個上帝在其中所以必然表現為美的、甚至是善的自然世界之嚮往。然而，隨著對於牛頓思想的援引比例逐漸增加，「自然」越來越傾向被人們視為有其獨立運作的規律法則，人們據此來解釋自然界的種種現象，也使得「自然」脫離了人事範疇，表現出一種道德上中立，無關乎善惡的面貌。據此，我們實在可以說，就我們手邊的資料來看，在當時有關地震的言論裡，的確隱含著某種地震的「倫理學」論述。這種論述試圖將人類行為所獨有的是非對錯等品質，投射到所談論的對象之上，從而賦予其某種道德含意，特定作者遂根據這樣推導的結果，決定了他對地震問題所持有的立場。就這種分類方式而言，在光譜的兩極，分別是信仰虔誠的基督教信徒，以及被時人視為無神論者的霍爾巴哈和以接近當代科學標準的實證精神來解釋地震成因的Buffon；而徘徊躊躇於這兩極之間的灰色地帶的代表人物，則非僵持不下的伏爾泰與盧梭莫屬。作為牛頓的信徒，伏爾泰無疑會堅決排斥基督徒的道德文章，但在面對里斯本地震這樣的災難時，他卻終究難以壓抑內心的道德衝動，發出了也許連自己都不能夠同意其正當性的質問。他以反詰的語氣直指基督徒訴諸上帝的說法之不當，卻沒有意識到他的控訴在根本上只是質疑了一個不義的上帝，而從這種角度出發，他將難以取消自己賦予地震事件的道德意涵。在這個意義上，伏爾泰恰恰與他的對手採取了同一種思維模式，而背離了他所信仰的牛頓學說。盧梭的言論乍看之下是對伏爾泰觀點的反駁，但事實上，他從人為因素的角度分析震災，最後並歸結到對過度繁複的人類文明狀態之批判，同樣從地震的事實當中推演出某種倫理教化的命題。透過道德上的義憤來反對基督教對地震的解釋，伏爾泰也許又一次成功地打擊了基督教的信仰，而盧梭或者更超前他一步，以迂迴的論證形式既捍衛了信仰復譴責了人類的愚昧無知，然而歸根結柢，兩位作者都沒有放棄將地震等同於某種意義上的罪惡，所差別者，只在對罪惡的來源與責任歸屬認定不同罷了。

          就此言之，地震議題所引起的軒然大波或許並非難以理解。從教士到哲士們的言論，我們可以明顯看出，里斯本的地震，並非被單純當作自然現象，而首先是作為一齣人類世界當中的事件，方才進入他們的視域當中。無論那是怎樣一種驚人的自然現象，這些思考者們真正念茲在茲的，是要從中找出足以作為人類行為之指導的證據或徵兆。這樣的結論多少提醒了我們所謂「啟蒙運動」原本就具備的倫理性格：在本質上，那是一次大膽的嘗試，企圖將前此所累積的科學知識之成果，應用於諸如政治、歷史、哲學之類學科，從而實踐於社會文化等人類事務的領域，以謀求某種更為理想而美好的境界。因此，在表面上，地震的議題讓我們瞭解到時人對上帝與自然的關係之看法，但骨子裡，地震的爭議反映的其實仍舊是一場道德辯論，或者是一個關乎人類應如何行止、可能何去何從的大哉問，從而間接地再次揭示了啟蒙時代人們的關注焦點。於是，透過對地震的倫理學論述的指認，我們真正得以釐清的終究是在這些思想菁英身上所逐步發展出來的、日趨精緻複雜的道德立場和倫理信念。而如此執著的對於「人」的最基本問題持久不倦的好奇與探索，我相信，既是「啟蒙運動」真正的價值所在，也是那個時代、那些人，在兩百多年之後依舊激勵著我們繼續研究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