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奮鬥

讓我們從一次決鬥談起。在根據十八世紀末Choderlos de Laclos的同名小說所改編的電影《危險關係》當中，當瑪托伊女侯爵出於私心揭露了其共謀者瓦蒙與年輕的希皙兒之姦情後，希皙兒的戀人丹辛向瓦蒙提出了決鬥的要求。結果，背叛了杜維夫人全心全意之真摯愛情的瓦蒙在絕望與懊悔交加之下，戲劇性地自願死於丹辛的劍下。現實生活裡可能沒有那麼多情愛糾葛，然而，西元1726年，大名鼎鼎的伏爾泰逃往英國，起因則是某位叫做Rohan的騎士侮辱了他，他憤而要求決鬥，卻被這位貴族所拒，並受其家僕的毆打，為了逃避法律對私鬥的懲罰，伏爾泰於是不得不出奔異國。[1]

以上的兩個例子固然具體而微地向我們顯示出十八世紀法國的一種特殊社會情狀：決鬥之風的盛行，但同時也讓人有些困惑。事實上，以決鬥來解決人際之間的各項爭端並不是十八世紀特殊的產物，更有著依附於早期日耳曼部落文化源遠流長的傳統。從中世紀法蘭克人的法律條文當中，有關人們向他人施暴的懲罰條文已經可以看出，男性間相互鬥毆的習慣是如何尋常且頻繁發生。[2]然而，除去最原始的暴力形式以外，舊體制下的決鬥同時也帶有某種文化上的意涵。正如伏爾泰的情形，引起決鬥的最常見原因往往是由於”受到侮辱”，而「侮辱」的概念，基本上和「重視名譽」的觀念是分不開的。最初，這樣的觀念產生於歐洲獨有的某種特定階級與性別，正如《沙龍——失落的文化搖籃》一書的作者所言：「騎士階級的倫理和文化奠基在奉獻給戰爭的生涯；在他們的生命之中，肉體以及精神方面的英雄事蹟被視為男人所臻至的完善境界」。具體的要求則包括下列「他們必須遵守的三項美德：效忠領主、勇往直前以及捍衛名譽」。[3]伴隨著歐洲中世紀政治權力一次次的重分配以及隨之而來的頻繁戰爭，作為一個階級，騎士最終是沒落了，然而其代表的尚武精神，包括重視名譽的想法，卻保留了下來，滲入那些因其軍事作用而地位逐漸爬升的男性戰士之文化心理結構當中。由此，我們可以更深入地重新界定十八世紀時男性之間的「決鬥」——一方面，那是某種人與人之間訴諸暴力來解決問題的行為模式之延續；另方面，此一行為模式在其自身的發展過程中與特定的社會條件相結合，進而被賦予某些明確的文化意涵，成為舊制度下上層階級裡一部份人，也就是男性貴族的正字標記。

然而，就後一種說法而言，上面所舉的例子恰好成為反證，因為在這兩次事件裡，決鬥的兩造都並非全是貴族。在影片裡，丹辛是來自市民階級的音樂教師，伏爾泰的挑戰之所以被回決，也正是因為他的對手認為這樣的要求本身即是對其貴族身份的侮辱。在某種程度上，這向我們反映出在當時的法國，貴族與平民之間身份界限逐漸混淆的趨勢。「決鬥」乃至其背後隱含的對名譽的重視原是貴族的專利，這樣的習氣卻極有可能已經透過當時的沙龍——一種破除了階級區隔的社交活動形式而傳播，受到嚮往貴族們”高貴舉止”的一般民眾所學習模仿。[4]伏爾泰等一代啟蒙哲士瞻望著新思潮、新知識甚至新的體制，他們所俯仰生息於其間的舊制度卻是一個講求出身、階級分別明確而森嚴的社會。如今，中產階級的興起勢不可擋，時值大革命前夕，原有的秩序似乎崩潰在即，這勢必加遽了原本即存在於前文所言的男性文化當中的矛盾與衝突。將當時男性之間純屬肢體對抗的「決鬥」放在這樣的脈絡下看，我們於是便能理解其中所顯示的，男性對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及其呈現於特定時代脈絡下的具體社會情境，抱持著什麼樣的看法與回應方式。

在肉體的層次是如此，在精神的領域亦然。作為學術文化的基礎，西方的教育型態始終帶有一層鬥爭的色彩，而男性身為教育的主要對象，也持續地受到此一價值觀的薰陶並接受相關的訓練。古希臘時代已經為這樣的型態定下了基調，即追求知識是藉著論辯的方式進行，具體的作法則是在討論時佔據一個論點，捍衛之同時也攻擊他人的觀點。到了中古，爭辯的型態更加明確，在十二世紀學者Abelard的著作當中甚至直接採取了種種有關戰爭的隱喻來說明他追求學術的志業。到了十六世紀，巴黎學院的改革為此傾向引入了更有利的條件，奠定了後來法國啟蒙哲士們所接受的耶穌會教育的基礎——因為想要藉著教育增進古典的素養，人文主義的學院裡開設了有關修辭與雄辯術的課程，以幫助學生磨練思考與談話的技巧。在這一切的背後，則隱含著如下預設：競爭有助於提高學生的個人野心。或者，換句話來說，學習需要刺激，而最好的刺激正是相互競爭，這是一切創造性的來源。[5]在這樣的發展背景之下，再加上前文所提及的種種社會條件和文化因素，我們不難想像，作為知識菁英，啟蒙時代的男性哲士們其實更像是是一群鬥士，鎮日摩拳擦掌，等待與他人交鋒的機會。而當十八世紀第一座遠離政治中心凡爾賽宮的沙龍成立，這些法國哲士群聚於巴黎共商他們的啟蒙大計時，首先必然要面對的一個難題因此不是別的，正是溝通的困難。

在此之前，這些好鬥成性的男人所以能夠順利交流知識和思想，很大程度上依賴他們的溝通媒介：通信。相對於面對面的直接對話，書信是一種遠為正式的表達形式；同時，書信作者有細細推敲、斟酌的空間，對其筆下的內容因此能夠在極高的程度上加以控制，這都是當面交談的情境所不允許的。[6]無論如何，巴黎的沙龍裡成員間直接的對話造就了思想與學術密集交流的文明奇觀，而就前文所描述的那種男性主流文化，對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所持有的鬥爭、甚至是暴力的觀點來看，沙龍的成就毋寧是不可思議的。要理解這一點，我們於是必須回過頭來檢視這些沙龍的主人，女主人，對於存在於沙龍之中的人際交往乃至兩性關係又有些什麼樣的看法。在這些問題上，女性的想像與實踐，基本上乃是十八世紀的法國沙龍之所以可能的根本關鍵，而沙龍本身之發展乃至完成，亦可以視為這些想像與實踐具體化的顯示與表達。

在《沙龍》一書當中，作者將沙龍的起源上溯及希臘羅馬時代青樓女子所主導的社交型態。這些女性出於其職業的特殊性，得以規劃出相對於男性所盤據的廣場、論壇等公共空間之外另一種半公共、半私密的領域，在其中，享樂與美學的要素被引進了原本性質頗為嚴肅的眾人聚會當中。到了中世紀，上述要素進一步介入了兩性關係的範疇，發生了關鍵性的轉折。在所謂的「愛情宮廷」當中，貴族婦女成為吟遊詩人「詩中發生事件、求愛過程及其結果的主導者與欣賞者」。[7]身為主導者，她對兩性之間的互動擬定了一個「充滿細節、規定和禁令的愛情守則」；[8]而身為欣賞者，這些守則反映出女性對「美」的敏感與需要，影響所及，「擴展了騎士倫理的要求內容，納入女性事務以及藝術這兩個面向」。[9]到了文藝復興時期的義大利，探討社交禮儀之作《侍臣論》的寫作與風行，昭示著上述的美學化傾向已不僅限於兩性交往的過程，而是普遍化為一種理想的「人類典範」，這樣的人必須表現出「一個業餘藝術愛好者的風範，而且還要帶著一絲『瀟灑』的氣質」。[10]也是在同一時期，義大利已經具備了某種「深具素養的社交圈子」[11]的雛形，上層階級的人們聚集在一起，討論哲學與文學、欣賞藝術，同時耽於感官享受。這個近似「文人共和國」的傳統，與上層階級女性對社交生活持續不斷的美學化，最終匯流於巴洛克時期的法國宮廷。由於統治者對義大利文化的嚮往，類似的社交聚會形式被引進法國的貴族之間。在此，值得玩味的是，作為溝通與表達的最有效媒介，義大利宮廷裡對語言的講究在法國引起高度共鳴。這和語言本身的獨特性質有關，首先，知識、思想的交流有賴清晰、準確的表述；其次，語言同樣可以成為藝術創造的材料，在一種日益精緻、強調美感的生活標準下，對語言的操演與純熟掌握於是成為貴族社交世界裡的根本技能。此下，直到十八世紀的法國，這種對精雕細琢的語言之狂熱始終是沙龍的一個鮮明標記，而談話，則成為沙龍裡的主要活動。

綜合以上所言，我們可以瞭解，在十八世紀的法國發展至其高峰的沙龍型態，事實上乃是兩種主要的文化傳統或者說上層文化發展的趨勢所結合而成。一方面，是脫胎自文藝復興時期的義大利，上流人士們談道論學的聚會所催化形成的「文人共和國」傳統；另一方面，在此一傳統之下，隱隱然尚有一股更為古老的伏流，那便是長久以來女性持續不輟地在這一類活動當中所傾注的美學滋養。從青樓女子的享樂主義，到「愛情宮廷」的求愛遊戲規則，乃至更進一步對談吐、儀表的關心與擴及飲食、服裝、室內設計等宮廷生活風格的打造和延續，我們可以明確地觀察到：上層社會的女子為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創造了一個「美」的環境，並致力於追求各種”更美”的可能，從而緩和，甚至是逆轉了原本「文人共和國」裡，接受”斯巴達式”教育訓練出身的男性成員所可能導致的陽剛戰鬥氣息。就此言之，沙龍文化本質上是一種陰性的文化，更是一種關乎溝通、交流的文化，在其中，既寄託著沙龍女主人自悠久的女性文化脈絡裡承繼而來的、對於兩性之間交往模式的理想化圖像，也有更廣義的、對於人與人之間和諧相處，因而得以共享文明之豐美成果的嚮往。在這些女子的巧手經營之下，沙龍裡不問出身、不計貴賤，而所有的成員都是經過自願同意才接受這種由女性賦予並維持的秩序。所謂文人共和國的「共和」精神在此得到了完全實現，並重新受到詮釋：在女性的觀點裡，共和的信念或許早已超越其原本的政治含意，指向了某種更高級的境界——簡言之，一個愛與美的烏托邦。[12]

然而，在相同的時代背景之下，電影《危險關係》說的卻是一個迥然有別的故事。在影片中諸多男女角色之間，一場接著一場的情慾爭逐之後，我們清楚地看見，當優雅的文明遊戲規則複雜到某種程度，將會如何地反過來將人性裡頭最為根本的美與善皆盡吞噬。這裡，提供了有關當時人們對於人際交往與兩性關係另一種版本的看法。在影片的開頭，導演以蒙太奇手法交叉呈現了男女主角瓦蒙與瑪托伊女侯爵繁複到不可思議的梳妝打扮過程，這已經暗示了整部影片的核心主題之一：在一個講究外表、儀態等表面功夫的世界裡，裝扮的意義和重要性。隨後，這個裝扮的主題進一步擴大深化，從瓦蒙與女侯爵多次的談話內容可以發現，裝扮不僅僅事關外在印象，同時也滲透了個人身心的各個層面，因而與「虛假」脫不了關係。事實上，整個故事裡充斥著出於各種動機而進行的勾引、誘惑與背叛，而為了完成這一切，男女主角不只在外貌上費心裝扮自己，甚至其言行舉止當中的所有細節，莫不經過極為小心準確的計算與修飾。固然，我們可以宣稱這種種偽裝乃是源自於本性上的邪惡，但應該注意的是，使得這種偽裝可以發展至如此驚人地徹底的程度，所需要的社會文化條件。毫無疑問，瓦蒙與瑪托伊所以能夠次次得逞，不外是因為其偽裝之成功，而要達到這樣的成功，有賴於他們對決定了什麼是進退得宜的相關規矩之深刻理解和掌握——那是關於一個人何時該笑、何時該哭，何時可以熱情洋溢，何時又該壓抑保守的教戰守則，藉此，人們得以準確地估計他人的反應，進而操控他人對自己的觀感，將之導向對個人最有利的狀態。舉例而言，影片中後部分有一個橋段，那是在瓦蒙完成其勾引後回來向瑪托伊炫耀的一段對話。當瓦蒙提及他是如何地樂在其中，心生嫉妒的瑪托伊出其不意打了一個呵欠然後便告辭了。瓦蒙當時或者一頭霧水，尚未清楚意識到女侯爵態度上的轉變，但我們在一旁可是看得一清二楚：她連打呵欠都是計畫好的！

因此，正如《沙龍》的作者在談及啟蒙運動時代的沙龍時所言，在沙龍女主人獨一無二的”共和式”管理手法之下，「沙龍自此成為她們的權力場域」，[13]假如這個烏托邦終究逃不過人性黑暗的詛咒，那麼最令人不放心的，或許就是此一關於「權力」的問題。說到底，《危險關係》裡的男女所以能夠發揮這麼恐怖的破壞力，不外是因為有意無意之間，這一整套文明的繁文縟節，一方面足以作為沙龍裡和睦融洽的基礎，同時，卻也可能在微觀的人際交往層次上，發展成一種權力的工具，或至少，被人視為如此。在看待當時兩性交往與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的議題上，《危險關係》裡的虛構人物於是提供了我們一個更為複雜的視角：構成這個時代獨特面貌的種種文明化要素，事實上也暗示著對「虛偽」的某種特殊許可。而無論是強調鬥爭與衝突的男性主流價值，或是展現了和諧的寧靜之美的女性觀點，都可能忽略了在文化高度發展之餘，廁身其間的微妙權力關係所可能引發的質變。基本上，這個質變便是充分顯示於《危險關係》片中主角身上的虛無傾向。他們將人視為玩物，拿人性來作實驗，而當真實的情感無法繼續被權力操演的規則所束縛，他們終於摧毀了周遭的一切，也間接地毀了自己。

而值得慶幸的是，到了我們的時代，透過女性主義或文化研究等思潮或新興學科的蓬勃發展，無疑地，人們現在已經對隱藏在人與人之間的溝通交往以及兩性關係背後的權力分配問題，具備更高度的自覺和更加深刻的反省。同時，自十八世紀法國的沙龍文化成熟以迄衰落至今，兩百多年過去了，這之間人類的文化成就燦爛如昔，甚至依舊遵循著女性在歷史當中所指示的方向，日趨精緻優美。就此而言，沙龍文化固然已經消逝，但她的精神長存，而我們個人每投入一份智性上的勞動與努力，無論多麼渺小，都是一次深情的回眸，向那些歷史舞台上高蹈而耽美的女性姿態身段，致以無盡的同情、敬意與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