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奮鬥

隋唐五代史史料閱讀筆記之女性的復仇高熲失勢分析

        在上一篇筆記裡，我曾經比較了E. H. Carr的《歷史論集》當中對史學的反思，與詮釋學所開發出來的詮釋理論可能帶給歷史學的提示，並比較了兩者之間的重大差異。事實上，在一個更廣大的範圍裡，這兩種思考取向取向都同樣包括了人類在面對、處理一般意義上的「知識」時，所持有的態度與立場，以及相關的概念思維工具。那不多不少，正是哲學裡所謂「知識論」的範疇。因此，上述思考把我帶向了另外一個甚至更為複雜的問題：在人類歷史的發展過程中，出現於知識論領域的變化。在這裡，足夠弔詭的是，乍看之下，問題從原本的當代史學理論論辯，轉向了更帶有抽象性格的哲學思索；然而，當我們追問的是知識論的演變，而非一種理想的知識論之一般形式，這實際上遂變成了一個「歷史」的問題。因為知識論乃是在具體的歷史情境當中建構起來並發生作用的，哲學家的目標或許在於某種先驗、普遍性的命題（至少一度曾是如此），但其思考所從出的背景，則無論如何都是歷史的。於是，哲學與歷史便這般無休止地相互糾纏，從而形成了「思考」之賦格繁複對位法的主旋律。

        然而，出乎我意料的是，除去哲學史教科書裡那種各家知識論學說介紹式的敘述，關於知識論的變遷，至少是從文藝復興以迄近現代的這一段時期以內，原來好像已經有人從事過開創性的研究。這份研究的標題叫做《詞與物——人文科學考古學》，同時，無巧不成書地，正是由那位大名鼎鼎、據說宣告了「人之死」的作者所作。而因著這位作者，我個人原本單純的好奇遂夾雜了某些複雜微妙的心思和情緒。坦白講，要無視於他所背負的各式標籤以及其引發的巨大爭議是很困難的，更要命的是，這位作者在當代的學術圈與文化界幾乎已成為某種知識「時尚」一窩蜂朝拜的對象。在此情況下，我非常擔心自己只會淪為又一名毫無獨立自主批判能力的趕時髦之人。然而，套句我老師說的：「你要想這麼多的話就什麼事情都不用做了」，我想，也許我還是有可能從一個比較樸素的角度出發，試著讀讀看這份研究。而在閱讀的過程裡，一方面是對文本固有內容的吸收；另一方面，我也為自己設定了一個反省的主題，以期保持一個適當的反思距離。藉著這次暫時性的試讀，我想同時試著釐清這個很少真正聽人提起的問題：身為一名接受歷史學訓練之人，我們到底為什麼要讀傅柯？

        在我們的時代，學歷史的人大概多少都有這樣的感覺，曾幾何時，歷史，變成了一件如許深奧嚴肅的事。這一點直接反映在學史者的讀物上：打開當代任何史家的著作，無論是單篇的論文或者動輒數冊的專書，首先映入眼簾的，不外是其中密密麻麻的註釋，以及通常附於文末，令人望而生畏、彷彿無窮無盡的參考書目。對接受專業訓練的人而言，這樣細密考察的功夫也許確有其必要，或者，久而久之也終能有習慣的一天；然而，就那些對歷史還保有興趣，卻並沒有打算就此從事歷史研究的讀者而言，史家們如此辛勤工作的成果，究竟能有多大的意義，其實是很值得懷疑的。因為讀者不需要、往往也並不耐煩於那些考證或方法論的細節。史家所以重視這些細節，乃是在他針對特定主題，尋求與過去對話途徑的過程裡，很大程度上，終究仰賴的是所謂第一手史料。在這些原始材料的面前，一切閱讀、分析與詮釋都要透過考證及種種方法論建立起來。但是，許多讀者並非研究者，當然，也近乎不會遭遇到原始材料所帶來的挑戰。因此對這些人來說，所謂的歷史，往往意味著一些有別於史家所認知的事物。於是，正如我們在現實生活中可以明確觀察到的現象，這裡，出現了一個在歷史寫作與歷史閱讀之間的斷層：專業的歷史研究者即便著作不斷，對於增進一般人歷史意識乃至歷史常識的影響力卻極其有限，遑論歷史的思維方式；同時，在市場上真正最能夠受到讀者青睞的，還是那些所謂的「通俗」歷史讀物，像是歷史小說、人物軼聞乃至被化約為商業策略或管理法門的「歷史教科書」。尤有甚者，很多人或許根本已經不再藉著閱讀來接觸歷史了。在多媒體如電視劇、電影、網路等表現方式大行其道的時代，當好萊塢的特效技術已足以在那個黑暗的空間裡帶領觀眾任意神遊古今中外，「歷史」，似乎也不外就是人們任意虛擬出來的又一個範疇罷了。

       乍看之下，上述狀況真讓人絕望，然而進一步思考下去，我發現還是有一線曙光可能穿透這歷史的暗夜。問題在於，除去那些把歷史變成了商場指南的作法之外，人們為什麼著迷於歷史電視劇、為什麼會買票進戲院看《神鬼戰士》；或者，我家附近的金石堂書店又為什麼能夠有一個體積足足是歷史類書櫃兩倍大的「歷史小說」書區呢？我想，所有這些現象都在某種程度上標誌著一個共同的傾向。在這些作品裡，歷史，固然是其中構成的元素，甚至是最主要的元素，比起嚴謹的學術著作，卻有一番很不同的面貌。首先，這些作品就算在完成的過程裡同樣經過了仔細的研究，卻絕不會在最後的成品當中將這個部分也一併呈現出來。讀者或觀眾由此擺脫了史家在研究工作中所必須面對的那些方法論的壓力，可以安心地專注於研究與創作的成果。更重要的是，這些作品清一色揚棄了專業史學著作那種強烈的分析性格，沒有術語、沒有理論，當然也缺乏明確的所謂「歷史解釋」。相對於此，小說、電視劇與電影裡頭，有的是具體可感的人物、情節、環境、器物、氛圍以及那種種超越時空而經久不變的愛恨情仇。於是，基本上我們可以說，它們用以表現歷史的唯一形式，就是說故事，說一個精彩、有趣、能引起共鳴的故事。同時，我們從這些小說、電視劇與電影廣受歡迎的程度，應該也可以確定一件事情：人們是愛聽故事的。就此言之，對當代史家來說，「說故事」實際上已經成為一個不容迴避的課題了。

   前幾天我參加了一場演講，演講的內容，環繞著史家Peter Burke有關文化史的論述，其焦點所在，則是Burke的一篇名為〈Unity and Variety in Cultural History〉的文章。在這篇文章裡，Burke追溯了當代文化史發展的歷程。簡言之，在他看來，當代的文化史研究乃奠基於前此西方史學界的社會史潮流。因為最初，對傳統文化史偏重菁英文化的研究取向，受到馬克斯理論啟發的史家們乃是首先發出批判的人。根據馬克斯主義史家那種「由下而上」、重視整體社會脈絡的視角，傳統的文化史不僅失之狹隘，更在「文化」及相關的許多概念之界定上都有瑕疵。而正是類此對「文化」概念的反思，把史家們帶往從事文化史研究的另一條重要參考取徑：人類學。透過人類學家所開發出來的理論與方法，史家在研究過去時，遂更能具備清楚的自覺與開闊的視野，也因而由前此強調社會的作用轉而重視文化的力量。這個變化不可謂不劇烈，因為事實上，這種新的研究途徑並不僅僅只是眾多觀點當中的一種而已。要能得其精髓，歷史學家在很大程度上必須勇於走出自十九世紀以來積累下的、重視文獻判讀與再現歷史真相的實證主義史學傳統。於是，當我們思考文化史的議題時，在更廣泛的層面，關乎歷史學本身的性質與方向等更大的問題基本上也同樣是不可迴避的。在這個意義上，Burke的論述再次挑起了我心頭的一個長期的疑惑。

        因為，假如我們重新考察上述文化史的發展，並將之視為西方歷史學典型在當代變化過程的一種反映，那麼歸納言之，自十九世紀以降，西方史學基本上乃是沿著一個大方向在前進，並終於走到了一個足以顛覆其起源的關鍵轉折點。這個方向大致可描述如下：最初，政治、軍事、外交史掛帥，不假外求的史學專業地位也在此時確立；進而，伴隨著社會科學研究之勃興與馬克斯理論影響力之增加，歷史學開始大量援引來自社會科學的相關理論方法，也帶起了社會、經濟史等領域的潮流；最後，為補上述「唯物」觀點之不足，史家回過頭來重新評價人類主動性在歷史當中扮演的角色，而開始意識到「文化」之重要，遂一轉而向人類學取經。以上過程初看之下似乎很順理成章，正如任何談論當代西方史學的文章裡，我們似乎也可以理所當然地預期會看見馬克斯、涂爾幹、韋伯乃至Geertz等人的大名。問題是，當我們將西方當代史學理解為一個不斷受到各學術領域——這其中尤以社會學、人類學為大宗——影響之下的產物，這其中，是否還遺漏了些什麼？至少，以前述Burke試圖系統性整理文化史課題的文章為例，若想在理論的層次給出一個暫時可接受的結論，被他點名的大師級人物裡，我以為至少就少了一個關鍵的名字：伽達瑪。而若以學科言之，那毫無疑問，就是詮釋學。

        前陣子手頭比較寬裕的時候，我買了一本書。讀完之後第一個感想，就是「活見鬼」。因為說來有趣，這本書雖然從頭到尾都致力於和某人對話，翻開索引我們就能證明，那人的名字基本上一次也沒有出現在書裡，反而像個背後靈似的，在字裡行間躲躲藏藏地遊走。當然，以上說法只是個小小的玩笑，不過也並非全無根據。據實以告，我買的這本書，叫做《為史學辯護》，但那隻鬼又是誰呢？

        在西方思想史上，假如要我挑出一位最能代表歷史思維之價值與特點的思想家，我的選擇是尼采。

《想像的共同體》第八章〈愛國主義和種族主義〉

        綜合以上所言，羅蘭在出征前對奧利維的自白可說總結了整個騎士文化尚武精神的重點所在：

   羅蘭回答，「望上天給我們機會打仗，

        在《羅蘭之歌》這部長達四千行的詩歌體敘事作品裡，主角羅蘭的名字第一次出現，事實上已經是全詩一百行以後了[1]。而我們之所以不能在第一時間就見到主角，源於詩歌結構上的安排。一開始，讀者被告知的乃是整個故事的大背景，敘事的聲音是這麼說的：

   我們偉大的皇帝，查理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