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奮鬥

        在我們的時代，學歷史的人大概多少都有這樣的感覺，曾幾何時，歷史，變成了一件如許深奧嚴肅的事。這一點直接反映在學史者的讀物上：打開當代任何史家的著作，無論是單篇的論文或者動輒數冊的專書，首先映入眼簾的，不外是其中密密麻麻的註釋，以及通常附於文末，令人望而生畏、彷彿無窮無盡的參考書目。對接受專業訓練的人而言，這樣細密考察的功夫也許確有其必要，或者，久而久之也終能有習慣的一天；然而，就那些對歷史還保有興趣，卻並沒有打算就此從事歷史研究的讀者而言，史家們如此辛勤工作的成果，究竟能有多大的意義，其實是很值得懷疑的。因為讀者不需要、往往也並不耐煩於那些考證或方法論的細節。史家所以重視這些細節，乃是在他針對特定主題，尋求與過去對話途徑的過程裡，很大程度上，終究仰賴的是所謂第一手史料。在這些原始材料的面前，一切閱讀、分析與詮釋都要透過考證及種種方法論建立起來。但是，許多讀者並非研究者，當然，也近乎不會遭遇到原始材料所帶來的挑戰。因此對這些人來說，所謂的歷史，往往意味著一些有別於史家所認知的事物。於是，正如我們在現實生活中可以明確觀察到的現象，這裡，出現了一個在歷史寫作與歷史閱讀之間的斷層：專業的歷史研究者即便著作不斷，對於增進一般人歷史意識乃至歷史常識的影響力卻極其有限，遑論歷史的思維方式；同時，在市場上真正最能夠受到讀者青睞的，還是那些所謂的「通俗」歷史讀物，像是歷史小說、人物軼聞乃至被化約為商業策略或管理法門的「歷史教科書」。尤有甚者，很多人或許根本已經不再藉著閱讀來接觸歷史了。在多媒體如電視劇、電影、網路等表現方式大行其道的時代，當好萊塢的特效技術已足以在那個黑暗的空間裡帶領觀眾任意神遊古今中外，「歷史」，似乎也不外就是人們任意虛擬出來的又一個範疇罷了。

       乍看之下，上述狀況真讓人絕望，然而進一步思考下去，我發現還是有一線曙光可能穿透這歷史的暗夜。問題在於，除去那些把歷史變成了商場指南的作法之外，人們為什麼著迷於歷史電視劇、為什麼會買票進戲院看《神鬼戰士》；或者，我家附近的金石堂書店又為什麼能夠有一個體積足足是歷史類書櫃兩倍大的「歷史小說」書區呢？我想，所有這些現象都在某種程度上標誌著一個共同的傾向。在這些作品裡，歷史，固然是其中構成的元素，甚至是最主要的元素，比起嚴謹的學術著作，卻有一番很不同的面貌。首先，這些作品就算在完成的過程裡同樣經過了仔細的研究，卻絕不會在最後的成品當中將這個部分也一併呈現出來。讀者或觀眾由此擺脫了史家在研究工作中所必須面對的那些方法論的壓力，可以安心地專注於研究與創作的成果。更重要的是，這些作品清一色揚棄了專業史學著作那種強烈的分析性格，沒有術語、沒有理論，當然也缺乏明確的所謂「歷史解釋」。相對於此，小說、電視劇與電影裡頭，有的是具體可感的人物、情節、環境、器物、氛圍以及那種種超越時空而經久不變的愛恨情仇。於是，基本上我們可以說，它們用以表現歷史的唯一形式，就是說故事，說一個精彩、有趣、能引起共鳴的故事。同時，我們從這些小說、電視劇與電影廣受歡迎的程度，應該也可以確定一件事情：人們是愛聽故事的。就此言之，對當代史家來說，「說故事」實際上已經成為一個不容迴避的課題了。

        然而，除了更討巧、更容易取悅讀者、觀眾甚至聽眾之外，「說故事」這件事的本質，應該還有一些值得我們深思之處。猶太裔德國思想家華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透過他對現代社會深刻而細膩的觀察，語重心長地指出，事實上在當代，說故事的藝術已經接近淪亡的地步。他舉例，在晚會之中，如果有人提議輪流說故事玩，大家都會感到難堪。這樣的情況反映出好像一種看來不可能喪失的、最為穩當的能力，現在卻脫離我們的掌握：那便是相互交換經驗的能力。對此，班雅明解釋道：造成此一現象的原因之一是，不難設想：經驗的身價已經降低了。而且它似乎後勢看跌。每一天，我們都看到它的價碼再創新低，而且，不只是外在世界，連心靈世界都遭遇到過去認為不可能發生的變化。自大戰以來，有一個程序變得明顯起來，並且大有一發不可收拾之勢。難道我們沒有發現，終戰以後，由前線歸來的人，都變得啞口無言？在他們身上，可以溝通的經驗，不但沒有充盈增益，反而貧乏乾涸。但這又有什麼好驚訝的呢？經驗從來未曾被人如此徹底地揭穿：壕溝戰、通貨膨脹、執政者都使得過去的戰略、物質、道德經驗成為謊言。一個在小時候還是坐馬車上學的世代，卻發現：在其所身處的風景之中，除了雲朵以外，什麼都變了；同樣地，在充滿致命氣體和毒性爆炸的戰場上，唯一不變的，也只是人脆弱的微軀。在這裡，班雅明關心的並非我們上面提到的，由特定作者、工作團隊透過一定程度的技術支援之下，所「製作」出來的故事。毋寧說，他更在意的是一種就最普遍的意義上而言，那些我們從小到大或多或少總會有過的故事經驗，以及，其喪失。從世界大戰造成的重大創傷以及隨之而來的經驗表述能力之貧乏狀態裡，班雅明意識到，故事，其實是人與人之間溝通的一個最基本的形式。這一方面有助於我們理解前述一般人對歷史在表達方式上接受度的選擇性差異；同時，也把歷史與故事之間的連結提升到了一個更為緊密、也更值得認真以待的層次。

        於是，扣合著上述的思考脈絡，我們遂能夠為陶老師的這本《歷史的瞬間》找出一個準確的定位。上個世紀班雅明的感慨言猶在耳，而當我們翻開書頁，序言裡赫然是以下這段話：一個歷史事件的發生，在時間的漫長河流中只不過是一個瞬間、一個點滴而已。在無數的瞬間出現的點點滴滴，留給後世無數的故事。研究歷史的人努力釐清歷史事實的真相，追尋人物的功過，並且把故事說出來。在此，很清楚，陶老師對於他專業歷史學家的職志所在，同樣強調了「說故事」的重要性。更有趣的是，隱藏在這短短幾句話裡，歷史學家對於「說故事」這件事的反思，以及透過全書呈現出來的實踐，居然在極大的程度上，與班雅明提出的「說故事的人」概念，多有可以互相發明之處。以書中〈一０七五年：雄州論諜〉一篇為例，或許也如序言後半，陶老師自謙之言，只是著者試圖以通俗的方式，寫出十至十二世紀中國的幾個瞬間發生的故事的其中之一。然而我們很快就可以看到，這裡所牽涉到的問題，遠遠不只是「通俗」兩個字這麼簡單而已。

        當然，陶老師絕非唯一提及「說故事」的人，事實上，如今許多史家們在談及自己的工作時仍舊採取同樣的說法，將歷史之研究總結為「說出一個故事」。但其實我們都知道，史家不說故事也久矣，前已提及，流行於當代史學界的基本上是某種「專業化」的寫作模式，而故事云云，不外是一個方便籠統的比喻而已。根據班雅明的衡量標準，這些史學作品應該是更接近他所謂的新聞報導。對讀者來說，每個早上我們都被告知地球各地的新聞。然而我們手上掌握的有趣故事卻變得貧乏起來。這是因為所有的事件在達到我們之時，都早已被人塞滿了解釋。這種形容同樣適用於專業的史學著作，說穿了，這些作品只有在必須完全合盤托出的時刻，才會生氣蓬勃，換言之，越詳盡越好，也因而剝奪了讀者主動的詮釋參與。相對於此，敘事則不同：它從不完全合盤托出，亦從不為人探清底蘊。它保藏著濃縮的力量，而且即使在誕生多時之後，仍保有燦爛開放的能力。要達成這樣的目標，說故事的人越能放棄心理細節的描述，他的故事便越能深印於聽者的記憶，如此這個故事便越能和聽者自己的經驗同化，而他便越有可能在未來轉述這個故事。在新聞報導與敘事之間的比較下，班雅明提示了說故事的精華所在，而我相信，那也同樣是〈一０七五年：雄州論諜〉一篇的特點。時間是西元1075年，地點在宋遼邊境的雄州，故事的背景則起於一場騷動：遼朝向宋神宗要求重劃兩國之間的地界，經過一年談判後，宋神宗派沈括為特使、李評為副使，前往遼廷交涉。在他們出發前夕，前方卻傳來遼國守臣拒絕其入境的報告。沈括等人無法成行，雄州守臣王道恭因而回到府衙設宴款待他們，於是，在席間眾人高談闊論，展開了這篇〈雄州論諜〉的主要情節。

        只是，比較沒有耐心的讀者讀完全篇可能要大失所望了。因為在這場筵席上，既沒有爾虞我詐的詭詞雄辯，更遑論驚心動魄的動作事件。史家基本上只負責帶領讀者在旁靜靜地加入了一場宋代士人之間的談話，而所談的內容，也大致不出我們可以想像的軍國大事，間或雜有些許機要秘聞，如此而已。更令我驚訝的是，陶老師在此幾乎是完美地實現了班雅明對說故事之人的要求。從頭到尾，我們對於身為主角沈括（他應該是主角吧其實我也無甚把握），乃至幾個配角如王道恭，真的很難找出任何作者對他們言行舉止的解釋，以及，更關鍵的，對他們內心想法的描述。讀者所能夠看見的，只有在作者所設定的時空範圍內，這些人物的直接的對話與動作罷了。甚至，連在筵席間他們的情緒起伏變化都很少交代，比方說，要一直到沈括寫下那封「遺奏」，我們才會忽然驚覺：原來，沈括乃是抱著如此絕決的心情看待他的出使，而對照之下，他們此行的任務原來又是何等的凶險。這是一種很奇妙的感受，因為讀畢這個故事，我們對於沈括等人之性格為人基本上依舊無法提出一個簡單的概述，卻似乎在某種程度上與他們打了一個照面，知道了一點關於這些人的什麼。而在此之後，我們再也難以忘懷這一切，彷彿身歷其境地參與了這場宴會，並且通過沈括等人關於雙方間諜的談話，感受到了宋遼國境之邊上那種微妙曖昧的氛圍。那終於成為了我們自己的經驗，或至少，可以透過我們自己的經驗而加以想像、理解，凡此種種，難道不都符應於班雅明對故事的本質與作用之描述嗎？

        另一重呼應表現於故事的結構上。事實上，只有在最寬鬆的界定下，我們才可以說這是「一個」故事。在出使前宴飲所提供的對話框架下，沈括等人興之所至，就著各式各樣的主題，發表著自己的見解。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談話裡往往還摻雜著一個接著一個零星片段的小型故事。比方說，最初，王道恭與沈括就邊防問題交換意見。當王道恭問及沈括為此所畫的地圖，沈括便接著交代了整個繪圖過程的來龍去脈，其中，涉及了沈括與神宗的互動、王安石對此的反應，以及最後的結果等，足可自成另一支敘事的線索。隨後，話題轉進雙方動武的機會，並討論起邊防問題裡的一個重要環節：諜報工作。這時，副使李評插嘴了，提及一次契丹人出使宋朝的有趣往事，並引述當時富弼與遼朝使者之間藉對對子明爭暗鬥的對聯內容。在沈括的堅持下，話題再次轉回間諜的問題，為了說明沈括不熟悉的間諜工作實況，王道恭再次講了前任守臣的兩則事蹟。一個是關於透過買賣茶爐來進行的反間策略，另一次則是透過對遼方的間諜的操作，再度達成反間的目標。如此，故事疊著故事，若非任務在身，看來這些官員們直可沒完沒了地講下去了。只是，細究起來如此複雜的結構並不必然對讀者造成閱讀上的障礙，相反的，那種史家可能在無意之間所使用的結構技巧，所召喚出來的居然是人類最基本的一種能力：記憶。關於記憶與故事的關係，班雅明是這麼說的：人們很少明瞭聽眾和敘事者間之所以保持著素樸的關係，乃是因為想要記住故事的慾望。對於未受扭曲的聽者而言，其中心興趣在於可以將故事再度轉述給他人。這樣的特質對應於特定的文類，記憶是最典型的史詩秉賦。藉助於一個無所不包的記憶力，史詩精神才敢同時面對那如海水般大量湧到的事物，它們無法挽回的喪失，以及死亡的無限力量。然而，文體的特定形式有時而竭，原先賴之以表達，充溢於文體當中的文化精神與能力卻能夠不斷地轉化。於是，記憶建立了代代相傳的傳統之鏈。記憶女神因此是史詩文類的總繆斯。她主管史詩文類全體。但敘事作為一種特殊的文類，具有另一個靈感因素——或者可以說另一個繆斯。敘事的女神是一位不倦的神女，她所紡成的便是最終由所有故事所連結而成的紗線。故事之間彼此相連，這是所有的大敘事家，尤其是東方的故事敘說者所喜愛展現的。在每一位故事敘說者的靈魂裡，都有一位雪哈珊德，在每一段故事裡，回憶起另一篇故事。這是一種狹義的史詩記憶，但這便是敘事的靈感元素。到此，經過班雅明對敘事的分析，我們當可看出〈雄州論諜〉篇寄寓於結構之上的另一層未明言的意義所在。而這個故事所以能夠產生那種餘韻綿延不盡的效果，引人再三低迴，想來也不是沒有原因的了。

        在這本《歷史的瞬間》裡頭，還有許多其他的故事，涉及的人物，包括了契丹的述律太后、女真的民族英雄完顏宗弼、宋代的文人與大臣蘇東坡、富弼等。但總而言之，這些故事基本上都是遵循著以〈雄州論諜〉最具代表性的那種「說故事」的原則與精神，被書寫出來的。在此，我不敢過度揣測陶老師此一歷史書寫手法的原意，但透過思想家對於「說故事」的思索，並置放在當代史學與群眾漸行漸遠的現實之下來看，史家在「通俗」二字當中的寄託與懷抱，或許也足可讓吾人深思。前已言及，班雅明探究「故事」問題的關懷核心，首先是來自他察覺現代人在表述、傳達、與人溝通自身經驗等能力的日趨衰落，遂由此力陳「說故事的人」之重要性。就這一點而言，「故事」的問題，恐怕並不僅止於一種類型學，而更是一種倫理學了。班雅明相信，故事的敘說者和智者及大師同列。他是一位良好的顧問——但和諺語不同，他不只是為某些情況提供建議，而是和智者一樣，能為所有的情況提供忠告。因為他有能力以整個生命作參考。（而且這個生命不只包含他自己的經驗，其中也有許多其他人的經驗。說故事的人把聽來的經驗和他自己最私密的經驗同化為一）。他的才華在於有能力敘述其生命，他尊貴的使命在於有能力把它從頭到尾地述說。而《歷史的瞬間》讀罷，我們當有理由相信，即便以班雅明嚴苛的標準來看，歷史學家事實上可說最有資格成為一名稱職的「說故事的人」，在這個疏離的時代，為人們提供所需的經驗指引。那畢竟是人類永恆的鄉愁，與史家孜孜不倦努力的交叉點，而正是在這個交點上，我們將始終樂於一再地回到那耳熟能詳的開場白：從前從前……

參考書目：

《歷史的瞬間：從宋遼金人物談到三寸金蓮》，陶晉生，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台北縣，2006年二月初版。

《說故事的人》，班雅明（Walter Benjamin）著、林志明譯，台灣攝影工作室，台北市，1998年十二月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