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我們將習俗主義的論證歸納為「善的就是使人快樂的」這一倫理學命題，那麼古典自然權利論的主張就顯得十分容易把握。作為對於這一命題的反駁，古典自然權利論的分析同樣也可以從有關「快樂」的討論出發。當人們談及快樂，事實上，人們談到的是慾望的滿足；於是，有鑑於慾望的多樣性，快樂也可以有許多不同的面貌。然而，不同種類的存在者固然有其不同的快樂，不同的慾望之間還有著一種自然的層次，從食衣住行的保障逐步上升到精神領域的需求。更進一步，史特勞斯還相信，正是體現於不同存在者身上的慾望構成之等級或順位，對應著此一存在者為了滿足其慾望的那種特殊活動，恰足以彰顯該存在者之本質。於是，古典自然權利論將此一自然順序或秩序的良好運作稱之為「善」——在此意義之下，善的於是就是合於「秩序」、因而同時是合於「自然」的；而快樂不外是一種反必須藉著「善」得到保證的附加效應，畢竟，失序的混亂裡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快樂。除此之外，那使得人之為人的關鍵，在於人所獨有的理性能力，因此，人類合於自然的份內的生活，就應當是著眼於理性能力的發揮。於是，古典自然權利論相信：對人來說善的生活，不該是為快樂而快樂，而是追求高尚、追求優異，順從自然秩序，最大程度地運用理性來實踐美德的生活。
這一原則當然可以繼續推廣至社會的層級。沒有人可以否認，人天生就是一種社會性的存在；脫離了社會的脈絡，美德是沒有意義的。考量到這一點，我們可以說，存在於個人身上的「良好運作」對社會同樣適用。在社會裡，「善」所意指的不外乎人人「符應於自然」，各盡本分、各司其職的那種社會秩序或規劃。對這種社會來說，隨心所欲的絕對自由是不存在的，因為根據自然之指引，並非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做。以自然之名，節制總是隨著自由而來，以致於我們可以說，「節制」作為一種美德本身已經是自由的表現，而非遭受法律威嚇的結果。更進一步，那為古典自然權利論所預設之「社會」就其本質而言，乃是一個封閉的社會、一個小型社會。在其中，人人互相熟識而足以形成一個具有互信基礎的「共同體」，從而得以有效地彼此監督，這就是所謂的「城邦」。根據前述原理，人勢必被劃分為不同的群體；而不同於任何種族主義或其他任何可能造成歧視性之標準，如此劃分的理由僅只是：有些人盡了最大的力量來達到人性之完美，從而共同造就出一個理想之城邦，而另一些人不願意這麼做。因此，城邦對於追求人性完善之人施加限制而符合於自然，並不因其強制而為習俗性的。專制統治之為不義，只在其將權力施加於本具有理性能力之人，而權力本身並無關乎善惡。史特勞斯舉例說明：「普羅斯比羅對卡利班的統治就是自然正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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