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是受史學訓練出身，但對於此一訓練及其背後蘊含之核心精神與價值的持續反思，最後卻似乎在促使我走上它的對立面，成為史學的敵人。此中曲折難用三言兩語盡述，但就我所感受到的問題而言，史特勞斯在這一章的討論，恰是一完美的背景概述，清楚點明了當代史學，或至少，我身在其中接受其薰陶與規訓的「學院裡的」專業史學之困境。
這個困境，一言以蔽之，就是或隱或顯地呈現在專業史學思維裡的「歷史主義」。按照史特勞斯的界定，所謂的歷史主義簡單來說意指這樣一種信念：「所有人類的思想都是歷史性的，因而對於把握任何永恆的東西來說都是無能為力的」。換言之，對歷史主義而言，一切人類活動，基本上都受到歷史相對性的制約；而將相對性奉為圭臬的結果，便是使「歷史」失去了它在人類經驗中長期以來所扮演的殷鑑功能。讓我們舉個例子來看看歷史主義是如何在史家的夫子自道中具體表述出來的。
在《不舉子——宋人的生育問題》一書的序裡，作者劉靜貞在其中一個段落裡自問道：「更何況歷史的經驗對於昔非今比的現代人而言，真的還有可資借鏡之處嗎？」而一個虛擬的對話者回答了這個問題：「什麼是母性？是歷史不能回答的問題，因為不同的女人用不同的方式做母親」。作者本人似乎也是這麼想的，於是接著宣稱：「歷史的確難以告訴我們什麼是母性，但歷史的學習，不就是在觀察、反省不同的人如何在不同的環境中過日子？歷史研究哪裡是要（又哪裡能夠）提供我們一個確定可以模仿、效法的方式去生活」。那麼，這樣的一種研究其意義與價值之所在，遂在於：「讓我們認真地去省察自己與所處時空的獨特性，並且認真地思考與實踐一種屬於自己的生活方式，同時學習如何寬容地對待別人對生活所作的不同選擇」。只不過，如此一來，史家能夠提供予吾人的實在有限得很。因為，按照史家的自我期許，無論歷史研究能夠在研究過程中激發研究者本人多少反省、帶來怎樣的智慧，一旦論及現實中研究者與其他人之間具體的關係、引伸而出的社會之構成等議題，史家們終究只願意，或者說能夠，嚅囁地吐出兩個字：「寬容」。
但要讓人類的集體生活持續運作，寬容當然是不夠的。儘管我們也不應該因此過份苛責當代的史學家，畢竟，歷史主義雖然以歷史為名，也在這個領域有著為數眾多的支持者，那應該不僅是單一學科的問題。實際上，那是當代人們所特有的一種思維方式。如果我們信賴傅柯《詞與物——人文科學考古學》一書的分析，那麼廣義而言，歷史主義那種將一切事物「歷史化」的觀念，乃是始於十九世紀左右與他所謂的「古典時代」認識型（即一整個時代範圍內一切知識賴以建立的根本框架）斷裂後產生的結果。在這裡，傅柯並未向我們解釋這個變化如何發生，也並未追溯作為新的知識型的起源，而只是從涉及不同研究對象的三種論述範疇為我們描述勾勒出新的「歷史感」之性質。傅柯相信，在語言、自然與財富等三個領域，古典認識型那種靜態的、平面的知識圖像分別受到亞當斯密等人新發現的動搖：在語言的領域是「詞形變化」；在自然的領域是「組織結構」；、在財富的領域則是「勞動」。所有這些新發現的特質在於，它們都不再是感官可以直接接觸的對象，從而無法在原有的表象系統裡找到其位置，卻逐漸被人們認可為各領域裡諸般現象的決定性要素；而對於這些傅柯所謂「準先驗物」的探究，則要求在原本的知識圖像內引入時間、引入一種歷史性的深度才有可能加以理解。最終，時間的維度改變了各學科的面貌：普通語法變成了語文學、自然史變成了生物學、而原本的財富分析則發展成了政治經濟學；此後，一切關乎人類活動的事物都被轉換為創造了這些事物的歷史。而在文化、政治的領域裡，作為對法國大革命的反動，藉著用「文化」的概念來取代原本具一般性意涵的「文明」，德國的赫爾德等人也開始劃分民族單位，將個別民族經由歷史累積、沈澱出的民族個性或特質，視為具有最高價值之物，從而拒斥了啟蒙運動對於普遍人性的預設。此後，理想社會之建構被逐漸等同於表現民族精神的民族國家之建立，因之再也不能獨立於特定民族的歷史發展，而這就把我們帶回了史特勞斯的討論。
那麼，歷史主義，或者說，已成為十九世紀以降思想特徵的「歷史意識」究竟有什麼問題呢？首先，同樣是訴諸歷史，史特勞斯明確區分了歷史主義與他所謂「習俗主義」的差別。後者首重自然與習俗之間的分野，從這一點出發，習俗主義承認一個社會的制度與法令等結構基礎不在於自然，而只在於共同體的約定俗成。因此，習俗主義仍舊保留了從習俗性的武斷意見上升到永恆不變之真理的可能——儘管這樣的真理不一定能夠體現於社會生活之中——從而在這個意義上，只是古典哲學的一種特殊形式。相對地，歷史主義卻否認了自然與人為習俗之間的分別，而將人為的事物也看做是自然的。史特勞斯同樣提及，在歷史上，歷史主義最初是以對法國大革命的反動之姿態出現的。在普遍性的原則失去說服力以後，歷史主義轉而相信絕對特殊性的意義和價值，認為人們唯有理解了他們獨一無二的過去、他們繼承的遺產與歷史情境，才有機會得出能夠用以指導其行動的原則。從此，史學成為關於「人」的諸般知識當中的最高權威。然而事實證明，歷史學並不足以完成這個任務，對歷史的研究所能夠揭示的唯一原則僅是：在歷史中並不存在著什麼原則，因此也不可能提供我們任何行動的指引。令史特勞斯驚訝的是，歷史主義承諾之破產並未就此使得人們返回更早先的觀點，相反地，卻還能繼續維持其正當性於不墜。而史特勞斯對此一問題的解釋，就把我們引向了歷史主義賴以維持，最關鍵性的狡辯。
這個辯解是這樣的：歷史主義號稱，它自身的失敗乃是人類歷史上一個前所未有的全新經驗。有史以來第一次，人們擺脫了傳統教條的重重束縛，不再一廂情願地執著於那些關於永恆不變的真理之盲目信仰與偏見，而終於能夠認清一個簡單的事實：從來就沒有、也不可能有什麼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絕對真理或標準，可以作為人類行動的指導原則。因為人類的思想是歷史性的，無論其曾經經歷什麼樣的變化，還將發生什麼樣的變化，有一點永遠不會變，那就是思想仍然是歷史性的，而這一點應該被視為一個祝福、一種現代人獨有的重要洞見。到此，歷史主義終於被推向了最激進的極端，成為對於一切自然權利論、哲學倫理學與形而上學的徹底否定，從而為其後各式各樣的多元主義、相對論乃至虛無主義，大開了方便之門。於是，就在這個經驗的節骨眼上，歷史主義其實意指著人類已經走到了歷史的終點，至少，是思想的歷史之終點，因為此後，對於那些至關重大的問題，我們再也不會、也不必要有正確答案了。
值得慶幸的是，我們並不用這麼快就屈服於這個悲傷的前景。事實上，歷史主義的全部弱點與謬誤也在這些按照其理路所推導出的結論裡展露無疑。本質上，歷史主義其實是一個邏輯的悖論，因此要加以反駁，我們只需要問：那麼，歷史主義本身是不是歷史性的呢？如果不是，那麼，歷史主義自身就成了「一切都是歷史性的」這一命題的反證；而如果是，那就意味著歷史主義的命題也同樣只能來自於變動不居的歷史本身，從而只有相對的有效性，也就是說，完全是可以被其他觀念取代的。其次，就歷史主義與自然權利之間的對立而言，歷史主義當然要否定有這樣一種權利，在歷史主義看來，實際上存在著的必然只是「歷史上」各式各樣有關權利與正義的觀念。然而，這樣的否定其實是離題的，因為歷史上存在著各式各樣的權利觀念並不就表示這些觀念都正確，都可以稱為「自然權利」，那當然也可以剛好就是各式各樣的錯誤與偏差。對那些體認到自然權利真正意義的人來說，自然權利原本就是一種必須透過一個人自覺地培植起理性能力才有機會認識到的知識，因此，如果不同的時空條件僅能允許人類理性不同程度的發展，那麼，在某些特定背景下被宣示的權利「觀念」，大有可能只是偏差或者扭曲了的理性所能得出的奇談怪論而已。總之，如史特勞斯所言，歷史主義所能證明的，至多不外是一切正義的原則都曾經被某時某地的人們反對過，卻不能夠由此就得出，這些反對都是正當合理的。更進一步，史特勞斯相信，被歷史主義無限上綱的這種前理性的混亂剛好就正是我們藉以探求自然權利的起始條件。畢竟，哲學原本就是一種從眾說紛紜的意見提升到普遍性真理的努力不是嗎？
而對於史特勞斯的這些觀點我個人沒有再多可以補充的了，我認為他完全正確，至少現階段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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