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性、自我與歷史——讀《人性污點》－我的奮鬥

      無論作文課是否會在不遠或遙遠的將來被廢止，但凡上過這種課的人應該都會有些共同的記憶。其中之一，肯定就是這個萬年長青的作文題目：「我的志願」。
      而相對於那個夢幻的年紀，後來變得世故多了的我們如今回想起來，彷彿才終於能夠依稀嗅出當年隱藏在那平淡題目底下的嘉年華氣氛。想像一下這樣的一間教室：坐第七排最後一個位子的志玲（原來她從小就是個高個兒）嬌滴滴地說我長大要當模特兒；明亮信誓旦旦宣稱他要拍電影；天文天心兩姊妹異口同聲想成為作家，天文且還加上了一個遺世獨立的但書（真是早熟的小鬼阿）；英九想當市長；水扁要作總統……
      也有些暫時沒想這麼遠、或這麼偉大的，比如BK想在三十歲以前把到小C，順便推動哲學課程進入高中教育體系；我妹想成為全職女殺手或自殺炸彈客；葳葳要去日本不專心唸書兼玩爵士樂（不要以為沒留名字我就不知道是誰）；河童的志願我個人比較難以理解，據我所知，她好像一心想要嫁給素還真的樣子……
      只是無論如何，再怎樣狂野的想像（或說寫實性的描述）都會有一個極限。我們永遠不得而知，孔子是否曾經立志要把他的生日變成教師節，或小河馬知不知道牠長大以後會離開沼澤，去寫史詩；蘇東坡有想過乾脆去當個廚子或工程師嗎，而莫札特最後會不會得在馬戲班子裡才能找到他真正的歸宿（以他的個性我覺得其實很有可能）？我們直覺到這些都是不可思議的，因為這些狀況嚴重違背了我們的常識。但，除此之外我發現，骨子裡真正令人難以接受的，其實是一個更為根本的質疑：古人也會有志願嗎？

      沒錯，古人不會有志願，或者說，要去想像一個具充分自覺能夠對著「我的志願」這個題目洋洋灑灑的古人，是很困難的。那麼，下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同樣的想像發生在我們的當代人身上卻顯得如此輕而易舉呢？這其中關鍵的差別到底是什麼？

      讓我們先把作文題目再看一次，「我的」志願。我相信，絕大多數人看到這個題目之後，很快地就會把重點放在那"志願"二字上，而開始思索著有關志願的具體內容為何；大概很少人會停下腳步，斟酌一下這題目裡的所有格。對我們來說，"我"、"我的"、" 我想…"、"我是…"等等說法，都早已成為常識，這些詞語充斥在我們的日常語言乃至上層文化（如文學）當中，表達著任何一個主體不容他人置喙之思想、情感、欲望乃至意志。我們不假思索地使用這些表達，彷彿已經清楚掌握住了這些表達的準確內涵，在這個意義上，可以這麼說，身為二十一世紀的現代人，我們極有可能是人類有史以來對於有關自我的知識最有自信的一群人。

因為古人並非如此。假如我們想起住在polis裡的希臘人（現在升大二的同學莫逃跑！）原必須先成為一個公民再作一個人，就可以連帶地理解，所謂的"我"，並不是一個開天闢地以來便理所當然的存在。更嚴格一點來說，極有可能，這個"我"，這個能看能聽、能說能想兼且敢愛敢恨的"我"，是被發明出來的。而正是同一個我，使得志願這回事，成為可能。

在我手邊有一本很好的書，但它厚重得跟磚頭一樣所以我們不要去讀它，看看書名就好。這是Charles Taylor所寫的《自我的根源：現代認同的形成》，聽書名就很厲害吧，而一本好書往往就像這樣，光是書名便能夠告訴我們很多事。這裡的提示很簡單，那就是自我的概念，事實上，與"現代"這個概念相關，假如我們將現代視為一個歷史階段的話，更可以說，成熟的有關人類自我的種種想法，是隨著人類文明進入現代以後，方才慢慢形成的。換個說法就是，自我，是現代的一個發明產物，也許還是最重要的發明產物。

這是怎麼回事呢？在此我沒有能力詳細說明箇中來龍去脈，只能援引一些例子來揣摩一下。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我們都知道啟蒙時代撬開了現代民主的大門，但比較曲折的部分在於，當時的中產階級為了對抗貴族、王權乃至於神權所炮製出的"人性"概念——一個訴諸普遍性（人人都有所以大家平等）因而能夠有效抵抗貴族們的血統論的說法，使得人類的根本形象顯得近於一張白紙。正是站在這樣的思想基礎上，才有可能產生諸如天賦人權等等政治思考的提法。由此我們不難想像，同樣的這張白紙也很有可能一筆勾消種種既有的制約，無論是出身的、職業的或文化上的，從此以後，每個人，除了他自己原有的本性之外，什麼都沒有，什麼都不是，一個赤裸裸的嬰兒"我"，便如是誕生。

這是發軔於政治領域裡頭的一種可能的影響現代自我觀念發展的進程。另外，現代哲學裡笛卡兒用來作為他整個理性思考基礎的「我思故我在」所以重要，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在其中，那個主動的、能夠認識世界、思考世界的"我"，終於第一次被不假外求地構想了出來，從此成為量度萬物的基準的緣故。

更進一步，現代性所開闢出的這一片有關人類自我的處女地，其實還隱藏著下述命題，那就是，這個完全空白、充滿了各種可能性的自我，乃是一個有待我們創造發明之物。現代性發明了自我的同時，也使得自我發明成為人人都得面對的，一項必要且嚴肅的生命課題。落在個人微小的生命史裡，上述說法也可以轉換為一個平易近人得多的念頭：我的志願。此後，所謂規劃自己的人生，找出自己的方向以變成自己想要變成的人，遂成為當代人心之所繫同時也是責無旁貸的任務了。

正是在這一點上，《人性污點》這部小說展現出無比鮮明的時代性，我們在其中既看清了這個世界當下的面貌，也極為準確地辨認出了我們自己的樣子。

因為那不折不扣，是一個有關"如何把自己發明出來"的故事……

故事的主角柯爾曼教授是二十世紀九０年代美國新英格蘭州一名德高望重的人文學院院長，在一次被控對學生種族歧視的醜聞中黯然離開教席，也連帶地失去了生活中原本所享有的一切。然而，更大的醜聞還在後頭，一無牽掛的柯爾曼邂逅了一名年紀只有他一半的女清潔工，進而與她發生了關係。這名叫做福妮雅的女子有著悲慘的童年、一樁不幸的婚姻，和一個越戰歸來，身心俱受重創的危險前夫，懷著巨大的惡意與嫉妒，時時刻刻對她虎視眈眈，伺機而動。故事的結尾暗示我們這對情侶極有可能便是死於前夫半蓄意的謀殺。

以上就是大致的情節，乍看之下，沒錯，跟前面嘮嘮叨叨的一長串文字一點關係也沒有，連我自己在簡單交代完這個故事以後，都忍不住狐疑地發現，這聽起來根本就像一齣普通到不行的通俗劇嘛。

別緊張，那是因為我忘了說，使得這部小說產生非同尋常的力量與深度的那個核心的反諷，以及整本小說精彩的思辯所賴以運作的基礎，在於故事背景的關鍵設定：柯爾曼原是一個膚色極淺的黑人。隨著敘事的進行，我們將越來越深入理解這個人的成長過程，從而得知他是如何終於下定決心脫離當時社會環境下膚色帶給自己的限制。藉著喬裝為猶太人，柯爾曼最終躋身高級學術社群，並娶妻生子，終其一生，幾乎從未被人看穿。就是這樣一個人，某種意義上來說為了完成他理想的自我而不計代價地背叛了他的家庭、他的文化乃至他的種族，最終卻竟然是因為被指為歧視他所從出的根源，而自覺或不自覺地走向了滅亡。

問題好像還是很簡單：說謊的人不會有好下場。但，說謊是一回事，為了自我創造而說謊卻無論如何都顯示出某種令人無法忽視的意義與動機，而在美國這樣一個一度以其"美國夢"激勵了無數來自國內外傾羨目光的國家，說一個自我創造的謊言尤其具有代表性。在最普遍的層次上，也許我們可以這麼說——就像這個國家極短的歷史相對於極積極進取的國民性的對比所暗示的——自我創造者的天敵，向來便是他們身上所背負的各種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包袱，而這些包袱，一言以蔽之，曰歷史。乍看之下，個人極力想要掙脫的似乎僅限於一個無時間性的橫剖面上的各種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力量的制約，但我相信接任何受過一點歷史訓練的人接著都會以一種深邃的表情嘆息道，而那些，都是有歷史的啊。

至於個人行動的可能性與巨大的歷史力量之間的角力與勝負，以撒柏林在那篇談論托爾斯泰的〈刺蝟與狐狸〉當中已經分析得很清楚了。到此，我終於可以點出這部小說真正的悲劇性所在：說到底，令人唏噓不已的並非任何人自我創造行動的失敗，只是，就主角柯爾曼整個生命史中自我發展的緣由來看，如不是成長於種族分隔、歧視仍如家常便飯的二十世紀初期美國，我們能不能假設，也許，他的自我實現便多少毋須訴諸如此暴烈的拉鋸撕扯？他的動機是否正因為那樣的時代才變得如此強烈的，同時，時代是否還提供了一些別的（比如戰爭帶來的假扮身份的機緣）？我的問題是，那個激發他奮力突圍的歷史情境，有沒有可能也同時正是他如此強大的力量之根源；換個方式講，使得我們（意圖、能夠甚至僅止於去想像）反抗歷史的事物，會不會正是歷史本身呢？於是，當現代性為自我創造提供了所有必要的條件，我們此後一切興高采烈的所作所為，也許仍舊無非只是在回應某種特定的時代要求罷了，只是這一次，那個命令剛巧叫做：「創造你自己」。

而令人低迴不已的是歷史好像總是比我們所知的更龐大一點。唯其龐大如此，陰影下人類自由意志的掙扎方顯得無比悲哀，卻又無比尊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