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奮鬥

這一次我們閱讀的文本有二：電影《瑪歌皇后》以及著作《馬丹‧蓋赫返鄉記》。然而，基於這兩份文本在形式與內容上鮮明的獨立性，在我們的討論開始以前，必須先作一點說明。

事實上，如何將這兩份文本串連起來，是一個令人煞費思量的問題。乍看之下，正如本單元標題所指，兩份文本裡的故事均可以說發生於所謂的「文藝復興時期」，並且，地點同樣在法國。然而，我們在其中既看不見任何人文主義者的身影，遑論有關各項藝術領域內重大進展（一般被視為此一時期最重要的標誌）之描述，簡單來說，對於我們的討論，「文藝復興」這個概念基本上是無效的。同樣常被用以標定此一時代的另一個專有名詞是「宗教改革」，這聽起來好像有用一點，因為兩份文本的確都或深或淺地涉及了宗教問題。然而，經過進一步查閱相關資料後，我們建議以”戰爭”來作為串連兩份文本的主題。因為，根據我們後來所知，十六世紀的法國無疑是處於一連串的戰爭當中，這其中，有對外作戰，也有內戰；《瑪歌皇后》裡的宮廷鬥爭固然有各種戰役作為其中政治要角活動之舞台背景，《馬丹‧蓋赫返鄉記》裡兩位生活在農村的馬丹也都同樣有參與戰爭的經驗，某種意義上來說，如果他們沒有參戰，便不會有這個故事。如此，接著我們首先將戰爭當成一條主要線索，約略鋪陳一下十六世紀時法國的情況，作為進一步討論的基礎。

在對外戰爭的部分，法國自法蘭西斯一世起，為了與哈布斯堡家族爭奪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頭銜，便持續與西班牙的查理五世作戰。在這個背景下，我們可以找到《馬丹‧蓋赫返鄉記》中兩位主角的位置：正牌馬丹離家之後四處遊蕩，最終加入了西班牙的軍隊；而冒牌馬丹阿爾諾離家投靠的則是法國軍隊。西元一五二四年，查理五世退位，留下其領土的西班牙、義大利及荷蘭部分予其子腓力二世；一五五七年，法蘭西斯一世的繼承者亨利二世入侵義大利，腓力二世也同樣入侵法國。兩軍前此已持續於畢卡地（Picardy）地區交鋒，正是在此，馬丹受腿傷而間接造成他不得不解甲歸田；而此地同樣是投身軍旅的阿爾諾之戰場。

法、西兩國的鬥爭持續著，時間來到了西元一五七二年。法國亨利二世的繼承者查理九世在位，新的計畫是拉攏歐洲的新教徒來對抗西班牙。《瑪歌皇后》影片一開始的盛大婚禮，男女雙方分別是天主教的查理九世之妹瑪歌與新教的納瓦爾國王亨利四世。在隨後的婚宴上，當眾人沈醉於享樂之中，我們卻看到國王查理與眾多大臣正憂心忡忡地談論著遠征法蘭德斯的可行性，隨後，海軍元帥柯立尼更直接找上亨利，要求他三天後帶領軍隊出發。由此可以看出，這場新舊教徒的聯姻毫無疑問有著軍事外交上的考量。

除此之外，這場婚禮也將我們的注意力帶往法國當時的另外一種處境，那就是因為宗教的分歧而引起的激烈內戰。法國本是老牌的天主教國家，然而，使得國王以降乃至其身邊最主要的貴族們對新教如此激烈反感的另一重因素，在於十六世紀自法蘭西斯一世與教皇利奧十世簽訂了波隆那協定（Concordat of Bologna）以後，國王得以自行任命法國國內的高級神職人員。某種程度上，這使得法國成為一個政教合一的國家，由是主政者的利益與傳統天主教教會緊密結合，自然對批判舊教的新教徒無甚好感。除此之外，宗教改革的範圍遍及全歐，因此任何國家內部的鬥爭都必然會引起其他國家當中不同立場者的激烈反應乃至實際行動，《瑪歌皇后》裡頭呈現了婚禮後不久的聖巴托羅謬之夜大屠殺，除了充分地體現出當時法國國內的衝突之激烈外，我們也可以從其後新教徒們奔走海外，醞釀救援亨利四世的情節看出，當時涉及此一紛爭的各國勢力之複雜。

掌握了這些戰爭中涉及宗教成分的背景後，接著我們可以來看看當時的所謂”異端之人”是如何在我們的文本中被呈現的。此處的異端，當指後來成為廣義的基督教內一大宗的新教徒，在法國，他們被稱為胡格諾派（Huguenots）。《瑪歌皇后》影片中，他們身穿黑衣，不苟言笑，不時群聚一處低聲耳語，彷彿隨時隨地都在高度警戒著什麼。事實上，他們也的確有這麼做的理由，因為周遭的敵意是如此巨大——隨著亨利四世前往巴黎參加婚禮的男主角，先是全副家當被路人甲乙丙當街搶走，在從天而降的一夜情之後，更是差點喪命於大屠殺之夜。然而，在將之塑造為苦情的受難者、因危機意識而不得已的密謀者之餘，影片其實也將這群新教徒浪漫化了。綜觀整部影片，分析一下其中各路人馬的行為動機，我們會很明顯地發現，代表天主教勢力的集團，無論在從事屠殺或其他陰謀陽謀時，其出發點多不外是為了鞏固權力，並且經過極度精明而冷酷無情的考量計算；撇開這些不談，他們對於胡格諾派仇視之可能的情感、乃至於價值上的理由，則被略過不談，這給我們造成一種其仇恨乃全然出於偏見之野蠻、非理性的印象。反觀新教徒，尤其以男主角作例子，影片前半首先向我們暗示了其父捨身護主的高貴情操；其次，在大屠殺之夜與仇人互砍至雙雙累倒，幸運獲救之後，男主角居然不計前嫌地幫助起原欲置他於死地的天主教徒；最後，他與瑪歌皇后天雷勾動地火（此句為本組組員何藹芬堅持添入！），愛到一發不可收拾，無論在流亡海外或者潛行回國之時，念茲在茲的自然是伊人的安危——卻總不忘言必稱上帝、解放等崇高的價值與信念。最後，他終於為營救當時已被視為新教政治領袖的亨利四世（當然也要順便把瑪歌皇后救出來）而犧牲，教人唏噓不已，活脫脫又是一個試圖將家國理想與兒女私情兩邊通吃的英雄人物典範。

然而，如此判然有別的二分法並未出現於《馬丹‧蓋赫返鄉記》。在這本書裡，並沒有明確點出誰是所謂的”異端之人”，也就是新教徒，作者僅僅是暗示我們，假扮的馬丹與其妻貝彤黛有可能在信仰上具有新教的傾向。因此，異端的概念，在此毋寧是以某種新教信仰的形式呈現出來。更明確的說，那比較是一種心態、觀念或價值，被這對戀人應用於解釋其自身的處境，並進而據之以謀求某種關於其所作所為之正當性。作者在p.56說道：「對於阿爾蒂加的這對戀人的特殊處境，此一傳統並未提供什麼迅速而又有效的解決之道。新馬丹所扮演的畢竟是一種秘密的身份，而貝彤黛要讓可能發生的重婚跟她的名譽相調和，也會有困難，更不要說她的良心了。但是，這確實也得以把婚姻想像成他們手中創造出的某種事，誠然，也只有掌握在他們手中」。這裡所謂的傳統，指的便是包括天主教教義、教會法乃至流行於農村當中的各種有關男女關係及婚姻的規範與原則。當這一切不敷使用時，作者在p.61說：「新教的神旨所提供的是，他們可以直接面對上帝，述說他們的事，無庸通過人間的媒介來溝通。新教的神旨所提供的是，他們執意打造的生活有一部份是上帝的旨意」。更為關鍵而具體的是，「也許，他們也聽過1545年之後，新教的日內瓦所制訂的新婚姻法的某些迴響。在新婚姻法裡，婚姻不再是一宗神聖事務」。不再是神聖事務，即意味著不再需要受到教會的約束與管理。很明顯的是，發生的事情已遠遠地超越了天主教會的理解範圍，構成新馬丹與貝彤黛共同生活的重要基礎，實際上並非根據任何傳統或習慣而來，相反地，某種男女自由戀愛甚至進一步按照自己意願結合的可能性，在此已是呼之欲出了。我們以為，這便是作為異端的新教信仰在這份文本當中扮演的角色。

綜合以上所言，在兩份文本裡，對於異端的詮釋於是多少仍有些相近處：它們都共同指向了某種更具包容力、更開闊乃至更為自由而能回應時代下人們之處境與問題的精神。而這，或許也正是宗教改革運動的合理性所在吧。

環繞著這種更能符應於自我創造之需要的合理性，《馬丹‧蓋赫返鄉記》的作者在交代了各式具體的親屬關係、繼承規則、生產活動、法律行為以及日常生活的種種細節之餘，也坦白地表現出她的關注核心——正如本書導論中所言，那主要是涉及了農民的願望與情感、他們體驗各種人倫關係的方式、對生命中的侷限與可能性所作出的回應與選擇等，也包括了他們摸索與界定自我身份認同的種種過程。我們透過這本書窺見的，事實上，乃是原本在直接的史料缺如的情況下，難有機會瞭解的農村中人們的心態和想法。除此之外，本書前言尚提及作者在參與了同一題材影片之製作後，引起她注意歷史的「虛構」問題。而寫作本書對作者而言似乎也同時是一次有關”虛構”的實驗，即，藉著史料來重建一則完整的敘事，在其中，既要保持故事本身情節推進的張力，又得兼顧歷史研究求真的基本原則。我們手上的這本書，因此可以說便是以上兩大動機之下的產物。

那麼，電影《瑪歌皇后》的情況又是如何？其實，也許從片名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乍看之下，這部影片的內容涉及了宗教、政治、軍事，許多的篇幅，著重在刻畫金字塔頂端之階級的喜怒哀樂。然而，片名是一位皇后的名號，這暗示我們她可能才是真正的主角，被導演選作某些事物的代言人。在片中，瑪歌的地位是微妙的，她處於宮廷鬥爭的核心，是各方人馬愛恨交織的對象，其一言一行，往往身不由己。即便如此，當我們仔細去思考她在影片裡的種種”行動”，其實仍不難看出一個具一致性條理的脈絡，換言之，看出她的”主體性”之所在。那就是她在信仰上的”轉向”：她出身於一個天主教信仰的背景（儘管我們在影片的開始其實也感覺不出來什麼太”虔誠”的表現，倒是覺得她比較忠於某種肉體的異教，在這一點上，她似乎才是本片中最大的異端），然而，隨著局勢的演變，她開始發展出自己的判斷與選擇，漸漸傾向於同情新教。在大屠殺之後，她對原本家庭毫不保留的厭惡與批評，展現的已然是某種影片中賦予新教徒的品格。影片結束時她並未改宗，然而其所作所為俱呈現出某種鮮明的、自覺的信仰和理念。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們也許可以說，瑪歌很可能被導演視為某種時代精神破繭而出、拋棄傳統（及其背後可能的腐敗與邪惡）的代表人物。在導演的安排下，這名女性角色既敢愛敢恨，也真誠地回應了她的時代，我們從此也可以多少推測出一些導演可能的立場。

回到我們的時代，我想起晚餐時和妹妹談起的一個話題。她是一個剛進入大學的新鮮人，卻對目前正在經驗的某些情況有點困惑。我們的談話起於她向我提及課堂上老師對於同學們無心課業的抱怨，接著，我們開始討論起那些使得大學生們不太唸書的可能原因。話題最後轉向她的某種觀察結論，她說，她感覺在她的許多同學身上有一種”被動”的性格，上了大學以後，他們其實都一下子多出很多屬於自己的時間，大部分人卻並沒有就這一點進行什麼特殊的安排。我的妹妹告訴我，這些人讓她覺得彷彿總是在”等待”些什麼，遂經常性地陷入某種百無聊賴的被動情境裡。她最後提到的「被動」二字引起我進一步的思索，我忽然意識到，的確，和我那些留學國外的朋友們比起來，台灣的學生”乖”多了。大部分時候，尤其是在學校的課堂上，他們極度溫馴，你幾乎很難聽見他們會為了什麼問題而大聲爭論，這既不會發生在彼此之間，遑論遇到老師的時候——他們基本上是永遠不會去反駁老師的。出了課堂，許多人依舊是乖乖牌，無論對任何事，很少表現出激烈的愛憎，就算有，也難以分辨那是他自己的意見，或者是輿論的複製。一言以蔽之，用一個較為模糊的說法，我以為台灣的學生相對來講是比較「虛」的。於是我開始回頭檢視自己也一度身處其中的國民義務教育過程，試圖看出這個形塑台灣青少年人格階段中，扮演最主要角色的體制，可能存在著一些什麼樣的制約。

我的結論並不高深，我相信，無論是被動性或缺乏批判的能量（此處特別強調是能量而非能力，我從來不懷疑能力的部分），乃至有意無意地拒絕自我表達，其實在在反映出同一個問題根源：對於「威權」的教育方式之長期適應內化的結果。所謂的威權範圍相當廣大，從早年經常應用而近年來漸為人所詬病的體罰、家長們對於引導其子女或與之溝通的無能與不耐——乃至於多數時候仍是動用傳統倫理等名義來進行各種約束與壓制，到各式行為舉止的規訓，甚至教科書思維模式下習慣性地追求「標準答案」而非代之以思辨或討論（比如說，上了大學以後需要用”討論”的方式來完成報告時，若不能得到某種明確的”解答”之感便會悵然若失），均可以算是某種訴諸單一權威來判斷、指導、決定一切的教育型態。我想這便是身為學生的我們長期以來受到的最大制約吧。在這份報告的前半部，我們曾經討論到新教的精神對應於十六世紀的法國，無論在宮廷或鄉村裡的各種「人」之需要與困境，隱含了什麼樣的召喚與「新」的可能性，而足以吸引無數人前仆後繼地跟隨之、宣揚之、捍衛之。然而，無論是任何一種新起的信仰或理想，其價值之實踐都必然向我們要求某種亙古不變的人類美德，那便是「勇氣」。在我們的時代，也許最根本的問題並沒有什麼差別：我們也有我們僵化的權威，頑固的教條，可見或不可見的各式扭曲人的暴力——這些都確實存在於我們的青少年成長的過程裡，就端看他們是否願意承認，並且如何去反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