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奮鬥

《想像的共同體》第三章〈民族意識的起源〉

        在第二章末尾的部分，當作者提及人們必須找到一種將種種植根於人性深處的重大感受與觀念有意義地連結起來的新方法時，其實已經暗示了我們這一章可能涉及的主要內容了。作者斷言，也許沒有什麼東西比印刷—資本主義更能加快這個追尋的腳步，並且使之獲得豐碩的成果了。因此，我們在本章面臨的主要課題，即是環繞著這個所謂「印刷—資本主義」的種種現象。

        在這些現象裡，和我們此處的論題最為相關的，可以說是某個持續指引著印刷—資本主義發展的方向，一言以蔽之，這個方向即是朝向方言化的革命性衝刺。此一發展趨勢其來有自，關於這點，我們只要稍微考慮一下構成資本主義最主要的元素之一——市場，即可明白。在印刷術於歐洲發軔的歷史脈絡下，這個技術，事實上是受到商業利益的驅動而產生，因此，為牟利的需要而儘可能地在應用上符應印刷品市場的需求，原是可以理解的。在此邏輯之下，菁英的拉丁文市場一旦飽和，由只懂單一語言的大眾所代表的廣大潛在市場就在招手了。

        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如此，卻並非全部的故事，除此之外，作者另外還舉出三個因素，都足以更進一步地推動這個發展趨勢。第一項因素涉及拉丁文本身的變化，經過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者的努力，拉丁文的使用直到如今方得以真正恢復其原有的面貌，然而，如此一來卻使得這種語言與使用者發生了疏離。用較為反諷的方式來說，拉丁文的完全復活反而加速了其死亡，因為拉丁文已經變的越來越帶有西賽羅式雄辯的古典風格，而其內容也逐漸遠離了日常生活。第二項因素則是我們耳熟能詳的宗教改革。簡言之，改革的鼓吹者，尤其明顯的代表正是路德本人，為資本主義的印刷製品製造出了廣大的閱讀市場。事實上，路德成為第一位以暢銷書作者而聞名的暢銷書作者。而路德所以能夠具有如此巨大的號召力，正是因為他所用以寫作的語言並非拉丁文，而是更容易閱讀的德文。這個語言策略的選擇透過廉價的普及版書籍，迅速地創造出為數眾多的新的閱讀群眾——不僅只於一般只懂得一點點，或完全不懂拉丁文的商人和婦女而已。第三個因素，則涉及專制君主出於行政上的需要而不自覺地助長了某些特定方言的擴散。這些方言的發展基本上乃隨王朝的政治形勢而變，必須強調的是，語言的「選擇」顯然都是逐漸的、不自覺的、實用主義的——更不用說是偶然的——發展過程。而這一過程最重要的結果，則是這些方言之躍升到權力語言的地位，從而就某的意義而言成為拉丁文的競爭者（如法語在巴黎，「早期」應與在倫敦的情形），確實對促成基督教室界之想像共同體的衰落發生了作用。

         更進一步，作者宣稱，以上因素所起的作用仍僅止於消極面。而在積極的意義上促使新的共同體成為可想像的，是一種生產體系和生產關係（資本主義），一種傳播科技（印刷品），和人類語言宿命的多樣性這三個因素之間半偶然的，但卻富有爆炸性的相互作用。這裡說的似乎有點抽象，但事實上，作者所說的「爆炸性的交互作用」最終乃直接表現於「印刷語言」的具體形式中。而所謂的印刷語言，基本上可以視為一種折衷的產物，一方面，它奠基於種類遠為分歧龐雜的方言口語，而縮小了語言形式所容許的範圍；另方面，它卻並未上升至前此「神聖語言」所具有的那種跨越地域、種族的單一普遍性。這些新興的印刷語言所以重要，在於它們以三種不同的方式奠下了民族意識的基礎。首先，正如其在語言領域當中的特殊位階所暗示的，印刷語言在拉丁文之下，口語方言之上創造了統一的交流與傳播的場域。在這個場域當中，無數原本可能無法憑方言來溝通的人們，以同樣身為「印刷語言」閱讀者的身份被連結在一起，使得人們產生了共同體的知覺。也因此，得以形成了民族的想像共同體的胚胎。第二，印刷語言有助於此一語言本身形貌上的確立與鞏固。前此，手抄本中流傳的語言可能受到抄寫者個人因素的大量干擾，但由印刷術穩定複製的語言形式則不會有這個問題。而其主要後果，則在於此一固定性的語言形式經過長時間之後為語言塑造出對「主觀的民族理念」而言，即為關鍵的古老的形象。最後，與舊有的行政方言相比，與印刷術結合後的語言產物乃是不同種類的權力語言。透過對方言的吸收融合與淘汰，印刷語言取得了一種新的政治文化的崇高地位。而能夠順利為新起的民族政治實體所用。

        另外，作為既成事實，這些印刷語言得以產生的模式至今仍受到模仿與利用。作者以泰國、土耳其與蘇聯等例子，說明對語言的操作在民族意識的鑄造上依舊扮演著關鍵的角色。總之，一個暫時性的結論是很清楚的：資本主義、印刷科技與人類語言宿命的多樣性這三者的重合，使得一個新形式的想像共同體成為可能，而自其基本形態觀之，這種新的共同體實已為現代民族之登場預先搭好了舞台。這些共同體可能的延伸範圍在本質上是有限的，並且此一可能的延伸範圍和既有的政治疆界（大體上標示了王朝對外擴張的最高峰）之間的關係完全是偶然的。本章的內容大致如此。

        讀完了這一章以後，再回過頭看看它的標題，我想起了一件事。事實上，同樣的字眼：「起源」，曾經出現在我們正在閱讀的這本書的副標題當中。

        本書的副標題是「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而這一章則叫「民族意識的起源」。感覺起來，前者似乎是在暗示我們，整本書可以從結構上區分為兩大部分，一是民族主義的起源，另一則是民族主義的散布。如此看來，名為「民族意識的起源」的這一章便應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幾乎可以確定，作者安德森在這一章裡將對前此所討論的種種內容加以整合，並進一步，為他依循其論述脈絡所界定出的「民族主義起源」，給出一個說法。

        問題是，我們究竟在這一章裡看見了什麼？極其明顯的是，這一章裡，絕大多數的篇幅，都涉及了印刷術，或者，更準確地說，安德森強調的「印刷資本主義」。我們可能會有一種印象，說來說去，他想要表達的不外就是：在民族意識的興起過程裡，印刷資本主義起了極為關鍵、甚至是主要的作用；換言之，我們也可以說，就民族意識的興起而言，印刷資本主義是最核心的因素；冒著更加武斷的風險再換句話說，民族意識的起源，就是印刷資本主義。

        乍看之下，上面三種說法看上去好像都挺像回事，雖然不論是專業的歷史學家或尚在接受訓練的歷史系學生可能都會一致同意，這其中還有無窮盡的爭辯空間。第一種說法看似最為折衷保守，引起的爭議大概也最小；第二種說法背後隱藏著某種因果確定性的思維模式，可能已經會讓某些較為敏感的人隱隱覺得不安；第三種說法會引來的反對意見很容易想像：史家會說，歷史上沒有什麼單一起源這回事，要解釋任何現象，都不可以只考慮單一條件。

        那麼，幾個條件才夠呢？針對民族意識，即便我能夠找出一百種起源又如何？無論如何，單一起源的思考方式確實是值得反對的。但我們必須反對它的原因，卻絕對不僅僅只是一個數量上的問題。問題比那複雜得多。

        還是讓我們先回到前述的三種說法。不可否認的，在我們一般研究歷史的過程裡，常有機會遭遇到這種種表達方式。而我們可能會有的反應，多半也不外是像前面所模擬的。但很容易造成混淆的是，前述反應方式無論其結論是導向贊成或反對某一項陳述，自覺或不自覺地，人們往往把這三種表達真的僅僅就當成”三種不同的表達”而已。進一步說，主導著我們一般性反應模式背後的，其實是如下的想法：這些不同的句子，同樣都在試圖表達”印刷資本主義與民族意識起源之間的關係”。一個可以確定的事實是，印刷資本主義確與民族意識的起源有關，因而，引起史家不快的部分，基本上是發生在對這個事實的表達（要用比較有學問的說法就是再現）方式是否恰當的問題上。也因此，我們經常可以聽見對歷史書寫者的諄諄告誡：歷史寫作的用字遣詞必須精準，否則，要嘛就會以偏蓋全，要嘛就可能時代錯置，如此等等。

        的確，歷史的寫作應該力求明晰準確。但我們此處遇到的問題是另一回事。關鍵的差別在於，人們很少意識到，當他們用”不同的方式來表達”一件事情，他們實際上也”表達出了迥然有別的事物”。說大學生蹺課”主要是因為”打工打太多或許還勉強言之成理，說大學生”蹺課的起源”是打工聽起來則很像外星人才會說的話（地球人都知道有大學生就有蹺課，即使在「打工」這回事尚未出現的時代，大概也是如此）。根本上來說，前面所舉被我們以為是對同一現象的精確程度不同的表達，說的其實是完完全全不一樣的三件事。第一種說法暗含了一種動力機械論式的世界觀，在此，民族意識就像從工廠製造出的成品，而印刷資本主義則是轉動著的巨大齒輪；第二種說法是較為傳統的因果思維方式，前後項之間的連結更為鞏固，因此也更流於刻板；第三種說法最沒有轉圜空間，它直接告訴我們，某種事物”就是”另外一種事物。這裡，我們面對的已經是三個不同的世界了：第一個裡世界充斥著不同的現象，而現象與現象之間，乃透過各種強弱、方向都不相同的「力」而間接地發生關連；第二個世界依舊同意現象的差別，只是這些現象之間的關係是「指名性」的，特定現象只與另外某些特定現象直接相關；而第三個世界，則是在根本上否定有不同的現象——「這個」就是「那個」。三種表達背後隱藏的三個世界差別如此。於是，我們大概可以確定了，史家之間的爭論從來就不會僅止於言詞上的意氣之爭，只是看在門外漢的眼裡，缺乏對於細微差異的敏感度，難免覺得「你們這些搞歷史的是不是整天吃飽了沒事幹，儘在那些幾字之差的語句上窮追猛打」。

        冤枉啊大人。不同的表達說的是不同的事實，這些，史家其實再清楚不過了，只是不知怎的，總難以三言兩語道盡其中曲折。

        而我個人私心以為，這就是沒有哲學的歷史，所必然會面對的窘境。事實上，要走出前述的文字迷魂陣，我們只需藉助一些十分基本的哲學觀念就夠了。比方說，在我們這裡所舉的例子裡，要從前述三種說法所造成的混淆當中釐清本章的論述，可以試著先考慮邏輯裡的一套概念，那就是充分條件、必要條件以及充分必要條件。對於熟習這些思想工具的人來說，問題其實是可以十分清楚的：那就是，對民族意識而言，印刷資本主義究竟是充分條件，還是必要條件？而在問出了這個問題以後，也許我們才能重新出發，搞清楚安德森究竟在說些什麼。

        就先談到這吧，以上的討論或許給人言猶未盡之感，但做為未來可能的批判之起點，應該已經足足有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