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奮鬥

《想像的共同體》第二章〈文化根源〉

        在我們為了閱讀這本《想像的共同體》所舉辦的讀書會裡，有一次，同學在經過漫長的討論後提及了一個耐人尋味的想法。她的意思大致是，如果不曾重新思考這些問題，她大概不會發現，原來，關於民族的種種想法是如此根深蒂固地烙印於平日的思考習慣當中；同時，她也發現，對於一個”現代人”而言，要去想像一個民族主義尚未出現的時代，竟是如此困難的。

        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一章的內容像是專門為了這個同學的感嘆與困惑而寫的。延續著前一章從文化角度出發的思考取徑，作者安德森認為：我們應該將民族主義和一些大的文化體系，而不是被有意識信奉的各種政治意識型態，聯繫在一起來加以理解。因此，本章的任務在於將民族主義向上回溯及某些更為悠久、古老的文化背景，而此一作法，勢不可免地將會在讀者心目中喚起一幅，所謂「民族主義尚未出現前的世界」之圖像。

        這幅圖像包括了幾種先於民族主義的共同體想像形式。其中第一種，就是宗教，更準確地說，世界性宗教。這樣的宗教所以重要，在於其中包含了一種「廣大無限的共同體」之概念。透過神聖的語言與書寫文字媒介，世界性宗教不僅連結起來自不同地區、操不同方言的彼此差異極大的人群，在另一層次上，也使得塵世中的芸芸眾生得以和某種超越性的、終極的秩序發生關係。所謂的「神聖語言」所以有這種功能，則繫於一個對於當代西方思維而言頗為陌生的理念——符號的非任意性。作者論道，無論中文、拉丁文或阿拉伯文的表意文字，都是現實的直接表露，而不是任意虛擬的現實表象。在此情況下，宗教共同體的神聖語言壟斷了對現實的認知與解說，而習得此一語言，不啻是得到了一張進入任何可能超越生理上的動物性的人類意識之入場券。更進一步，這種神聖語言本身的特殊性質也與根據宗教原則所建構出的社會結構相結合。掌握了此一特殊語言知識的人，同時也在一個同心圓式的結構中扮演中心與外圍的媒介角色。因此，以基督教為例，宗教達成的整合大概具有如下形態：有一個橫跨歐洲全域的書寫拉丁文的文人階級的存在，以及一個人人共有的關於世界的概念——這個概念主張具有雙語能力的知識階層經由媒介方言與拉丁文，同時也媒介了塵世與天堂。隨後，這樣的整合自中世紀後期開始逐步衰落。造成此一衰落的原因有二：其一，歐洲對其外世界的探索，使得歐洲對自我的認知相對化。作者分別以馬可波羅的描述與孟德斯鳩虛擬的書信為例，說明原有的不可動搖的宗教神聖性如今遭到了比較甚至是反諷性的對待。其二是在宗教的整合力量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神聖語言地位逐漸下降，讓位給了方言。在此，證據則是來自有關印刷書籍的統計數字。

         第二種共同體的形式是王朝。這種共同體的特點在於：王權把所有事物環繞在一個至高的中心四周而組織起來。它的合法性源於神授，而非民眾。因此，有別於我們時代的「國家」概念，作為王朝共同體的國家是以中心來界定的，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邊界是交錯模糊的，而且主權也頗有相互滲透重疊之處。除此之外，王權的共同體還有賴另一種連結形式，也就是通婚所帶來的血緣關係。作者以哈布士堡家族某位君王所擁有的一大串頭銜為例，向我們顯示出整合在王權之下的領域可能有多麼龐雜。與宗教共同體類似的是，王朝的共同體也面臨著衰落或至少是轉型的問題，作者宣稱，在十七世紀的時候，由於某些無須在此細究的因素，神聖君主自然而然產生的正當性在西歐開始慢慢衰退。接著，這一類共同體發展的趨勢，可以用我們熟悉的法國大革命作為代表，即統治者就得要聲嘶力竭而且自覺的辯護他們的合法性了。此下，直到二十世紀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儘管君主制國家還是世界政治體系成員中的多數，但關鍵的差別在於，很多君主早已在探求「民族的」標籤了。

        最後，使得民族主義得以出現的關鍵要素，涉及了一個無關乎任何物質現實中的共同體形式、發生在純粹精神領域裡的深刻變化。從中世紀時以宗教為主題的藝術作品當中，我們可以觀察到中世紀的基督教心靈並沒有歷史是一條無盡的因果連鎖的觀念，也沒有過去與現在斷然二分的想法。根據作者的說法，中世紀的人對於時間的意識，建立在他們的宗教意識之上，因此，他們具有一種特殊的「同時性」概念，即將時間當中發生的一切，視為統一並結合在一位超越性的、全知而無所不在的上帝之觀點下。也就是說，任何一個時刻在本質上都和其他的時刻是一體的、不可分割的，時間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沒有單位，只有一個渾然的整體。因此，最重要的後果是，在這種看待事物的觀點裡面，「其時」一詞是不可能具有真正的意義的。然而，此一「同時性」概念逐漸轉變，在此，作者分別以小說的形式與報紙為例說明。首先，小說的形式開始提供讀者一幅前所未有的畫面：同一時間，在不同地方、從事不同活動的人們。在有關小說的第一個例子中，作者要我們注意從一開頭就是這樣的意像——數以百計未被指名、互不相識的人，在馬尼拉的不同地區，在某特定年代的某特定月份，正在討論一場晚宴。重點是，這個（對菲律賓文學而言全新的）意像立即在我們心中召喚出一個想像的共同體。相比之下，作者舉出的第二部作品，對時間的處理方式顯得陳舊許多，在其中，讀者所以能夠知道兩位主角「同時的過去」，是因為這兩人的過去被他們對話的聲音聯繫起來，而不是因為這篇史詩的結構之故。第三個例子是一部關於主角四處晃蕩的小說，在此，作者指出這個惡漢冒險小說式的「周遊地平線之旅」——醫院、監獄、偏遠的村莊、修道院、印地安人、黑人——並不是「環遊世界之旅」。這個地平線是有清楚邊界的：那是殖民時代的墨西哥地平線。至此，我們看到，小說的形式開始越來越明確地表達出一種意識。在第一個例子裡，這個意識表現出對同一時間底下的”其他人”的想像能力，在第三個例子當中，這個意識則訴諸對於有限的空間範疇內，不同的社會場域的想像，而這兩種想像能力都同樣是人類產生出新的「共同體」想像的重要基礎。最後，以上時、空兩個範疇的想像結合在第四個例子裡。作者引述的小說段落是關於一個放假時無處可去的年輕人，不經意間讀到報紙上一則新聞後的反應之描述。在此，不僅僅是作為虛構人物的主角透過報紙在想像著他的共同體，更有趣的是，身為真正讀者的我們，正在閱讀著他的共同體想像。事實上，作者相信「我們在閱讀我們這位年輕人的閱讀」這個二重性，確認了想像的共同體。我們可以說，這樣的作品就像是一面鏡子，顯示出「想像的共同體」本身的自我反映，從而彰顯了其成熟。

        而在報紙的情況裡，作者點出，報紙這種書面文字形式的首要特色在其虛擬想像性質，此一想像性質表現於報紙上所記載的大多是獨立發生的事件，但這些事件卻被如此任意地挑選和排列在一起，顯示他們彼此之間的關連是被想像出來的。而報紙之所以能夠提供這樣的關連，有兩個根源，第一是有賴現代的「同時性」概念而成立的時歷上的一致，發生於同一時刻的事件因此有理由被記錄在一起。第二則是來自報紙在日常生活當中為人們所利用的方式。作者指出，書籍是最早的現代式的大量生產的工業商品，而從某個角度來看，報紙只不過是書籍的一種「極端的形式」，一種大規模販售，但只有短暫流行的書。在這樣的連結下，對報紙的消費可以視為一種群眾儀式，在固定的時間、不同的場合地點，各式各樣的人們購買、閱讀報紙，如此明確不移的現實景觀本身就表現出一種共同體的實踐。因此，報紙儘管是一種虛構的產物，這個虛構卻得以靜靜而持續地滲透到現實之中，創造出人們對一個匿名的共同體不尋常的信心，而這就是現代民族的正字標記。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在本章的末尾，作者為以上的論點提出了一個總結性的說明。原來，在上述宗教、王朝與時間三個範疇裡發生的觀念變遷，並非彼此無關的獨立事件。儘管涉及了現實的不同層面，這些變遷其實都指向了某個共同的方向，而根據作者的說法，在這個運動過程中，其最主要的推動力量，非印刷術與資本主義的結合發展莫屬。藉此，我們的閱讀得以前進至下一階段，也就是在作者所謂印刷——資本主義的背景下，討論民族意識的具體起源。

        呼，終於交代完這一章大致的內容了。我大概寫了四、五個鐘頭吧，事實上，在整個寫作的過程裡，越寫，我自己也同時感到越不可思議。算起來，不包括註釋的話，這一章的篇幅其實只有二十頁，然而我們用去了整整兩個週日的討論時間，再加上前前後後的反覆閱讀，卻直到起筆的當下，依舊覺得艱難。最終，我不得不承認這一章的確屬於某種神乎其技的寫作產物，因為，伴隨著深入而持續的閱讀，我才發現，原來，我們看到了這麼多，也思考了這麼多。

        這一切是如何可能的？在短短的二十頁裡，作者帶著我們巡禮了一個業已不再為我們所熟悉的世界，然而，透過橫跨宗教、政治、時間意識的討論，那個世界似乎多少已躍然紙上，引人遙發思古之幽情。當然，這個目標所以能夠完成，明顯是因為作者切入的角度之犀利精準，足以提示出那個世界圖像當中最突出的特點。問題是，從一個設身處地的角度去想，要勾勒出所謂”民族主義的文化根源”，可以有多少種不同的途徑呢？換句話說，在有關上述三大範疇的討論裡，除了一種極度炫學的百科全書式的知識奇觀，真正最讓我好奇的問題實際上是，那麼，作者究竟是怎麼知道要寫這些東西而不是別的；他憑什麼相信，當他討論完宗教、王朝與時間意識的變化以後，他的讀者，我們，便得以釐清他所謂”民族主義的文化根源”？而透過這樣的思考，也許，關於這種種文化根源裡某些仍言猶未盡的事物，會像一個歷史的幽靈，自我們當代的心靈深處重新浮現吧。

        在我學習與閱讀的漫長生涯裡，事到如今，已經不能確定從何時開始，有了這樣的一種想法：”我們的”時代，的的確確是一個憂傷的時代，或至少，有著它獨一無二可以憂傷的理由。在西方文學史裡，我們都清楚，所謂的「個人意識」是一個相當晚近的產物——人類並不是從太初洪荒以來，就能夠藉著個人的回憶與反思，寫出洋洋灑灑七大卷的《追憶似水年華》。從最早開始，文學所反映的人類意識，毋寧說，更近似處於母親羊水裡渾沌蒙昧的胚胎狀態。這個意識即便有知覺、有情感、能夠推理並具有意志，在這大千世界的遊歷過程中也會遭遇到無數的人、事、物，卻獨獨是缺乏了一個對我們來說理所當然的體驗，也就是對這個意識本身的的體驗、「自我」的體驗。那是一種或可稱之為”有機的”世界觀，在其中，萬事萬物包括了具有此一世界觀的「人」本身在內，都被強而有力地連結在一起，相互指涉，也彼此說明。這裡沒有任何孤立的個體可以自外於整體而存在，一切的一切，都是首先透過對世界整體的把握而被「人」所接受、感知並回應的。人與世界是如此地親密無間，一呼百應，於是既沒有必要，也沒有條件來產生一個觀察、思索甚至是愛憎好惡的距離，遑論去設想一個獨立於既有世界而存在的另一種現實。那是小說還遠遠沒有成為可能的時代。

       而隨著閱讀的經驗慢慢增加，我開始發現：對此，原來許許多多我所尊敬的、”現代的”西方思想家、文學家們，都有著同樣濃烈的鄉愁。我看見同一種鬱鬱寡歡與焦慮的不同變體，在韋伯的詮釋社會學裡、在盧卡奇的小說理論裡、在荷爾德林的詩歌裡，也在尼采的哲學裡。而當被安德森輕描淡寫引述到的班雅明提及「靈光消逝的時代」，那令人念茲在茲的「靈光」，難道不也屬於一種環繞著有機的世界所特有，曾一度能夠為人們辨識的神秘召喚？並且，毫無疑問，這都是些「真正在悲傷的人」——韋伯曾經精神崩潰，尼采與荷爾德林都瘋了，而班雅明則是以自殺的方式來結束生命的。這一切彷彿在暗示我們，某種巨大的幻滅籠罩著這個時代，即便是最傑出的心靈，往往也難以身免。

        那麼，回過頭來我們不禁要追問：為什麼過去令人如此神往？那個”有機的”世界究竟有著什麼樣的吸引力？

        還是引述一段安德森本人的文字，也許可以進一步釐清這個問題：合在一起，這些觀念遂將人類的生命深植於事物本然的性質之中，對存有的日常宿命性（最重要的是死亡、損失與奴役）賦予某種意義，並且以各種不同的方式提供從這些宿命中獲得救贖之道。原來，當人類的生命得以深植於事物本然的性質當中，正如我們在一種有機的世界觀裡可以感受到的，人類還藉此完成了另一件事：賦予某種意義。使得人與世界之間能夠毫無隔閡地溝通自如的關鍵，正是這個動作。透過意義的中介，人取消了他跟世界之間的距離，世界因此向人毫無保留地開顯，得以被理解；而人類，其自身的生存乃被體驗為有價值、有目的，更直接的是，安全的。那就像當我們自漫長的旅程回歸，一景一物是如此地熟悉，彷彿正對我們傾訴著什麼話語，我們不再漂泊，生命得到了安頓，正如海德格那著名的定義：人，詩意地棲居。

        更進一步，安德森提醒我們，在這樣一個充滿意義的世界裡還提供了救贖的可能。當我們有能力說明發生在自己身上以及周遭的事情，當這些事物具有意義，我們遂有可能沿著這意義所指引的方向，進行更純粹的思索，發展更深刻的體驗，在有限物質條件的約束下，將生命導入另一個更高級的層次。即便死亡冰冷無情的偶然性與必然性無時無刻不在旁虎視眈眈，植根於事物核心的意義使得我們繼續呼吸，繼續行動，不因必有一死的確定結局而停下我們的腳步。

        由此我們或許已經窺見一些端倪。假如，在個人意識出現以前，這個世界曾一度是這般光景，無怪乎那些較為敏感的人們如此執著。而當「人」開始意識到自身，將這個他已自其中抽身而出的世界視為他觀察、研究、思考與探索的對象；當主體與客體截然分離，其間反思的距離足以容納無數的研究成果、理論論述乃至於表現此一意識的藝術作品，則我們失去了什麼，已幾乎是昭然若揭了。

        我們時代的憂傷來自意義的失落。而意義的失落，具體地說，正伴隨著安德森所列舉的那些”大的文化體系”之沒落。事實上，在這一章的內容裡，安德森並未明確點出的一個至關重大的思想前提，乃是無論宗教、王權與前民族主義（或者也許我們可以逕自稱之為前小說）的時間概念，作為文化體系，無一不是一種根本性的、人們賴之以取得意義的思想框架。或隱或顯地，安德森似乎在告訴我們：所謂的「民族主義出現之前的世界」，或者，時代，概括說來，可以看成一個充滿著「意義」的時代；而民族主義本身，則可以視為在舊的意義系統，乃至這個世界本身與人類漸行漸遠以後，人們不免要戮力以求的一種嶄新的、可能恢復意義的想像方式與實踐。難怪後來人們會開始尋找一個能將博愛、權力與時間有意義地連結起來的新方法。在這個短短的句子裡，體現了安德森對於人類世界失去了的理想之深沈體悟，而此一體悟，則提供了他在看待民族主義問題時，一種驚人的、廣大開闊到不可思議的全面視角。

        同時，到此，安德森這一章寫作技藝的秘密也可說是呼之欲出了。放在上述的脈絡裡，我們可以清楚看見，安德森所提及的三大範疇並非任意選擇，而且，這三個範疇之間也隱然有著千絲萬縷的牽連。在這個交織的網絡核心，即是意義所在之處。隨著「意義」的從有到無，乃至可能的重新尋獲，安德森提出了一種歷史時期的劃分，並根據這個標準，給出了一則敘事。再一次，這一切將我們帶向一個隱喻，其中「人類」正如一個旅人，其旅程則是一場無止盡的上下求索，追逐著意義。對我個人來說，安德森的寫作因此甚至可能產生有別於一部歷史作品的含意——那實在很可能也同時是某種延續了西方文化獨特的烏托邦想像之產物，就此言之，「想像的共同體」之書寫同樣有其文化根源——「想像的烏托邦」。

        暫時就此打住吧，我好像已經說得太多了，雖然，關於烏托邦，又有誰忍心指責另外一個人說得太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