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奮鬥

《想像的共同體》第七章〈最後一波〉 

        作為前此民族建構經驗之總結，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出現於原有帝國之殖民地上的新國家具有以下特點：一種真實的、群眾性的民族主義熱情，以及一種經由大眾傳播媒體、教育體系、行政的管制等手段進行的有系統的，甚至是馬基維利式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灌輸。與早期美洲的情況類似地，這一波的民族主義同樣拜殖民地的朝聖之旅之賜而發展。同時，主要的差別有三：第一，二十世紀能夠進行朝聖之旅的人數，在運輸技術的進展之下大大增加了；第二，帝國的官方民族主義伴隨著行政上越趨擴大的需求，創造出大量的雙語專業人員；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殖民政府與民間社會聯手推動的現代化教育的擴展，直接促成了殖民地民族主義的主角——知識階層的興起。作者以1913年荷蘭於印尼巴達維亞舉辦的慶祝荷蘭獨立之慶典為例，這次慶典引起當地知識份子的抗議，以荷蘭歷史上的獨立來反襯其殖民統治之不義。作者認為這是一個世界性的二十世紀現象的例證。因為，帝國式的官方民族主義的弔詭在於它不可避免地將逐漸被想成並且被寫做是歐洲的「民族史」的東西——不是經由偶一為之，而且讓人沒什麼感覺的慶典，而且也經由圖書室和學校的教室——帶進了被殖民者的意識之中。教育的重要性可由這些新興的知識份子的一些特點看出來。在歐洲與美洲民族運動的成分裡，語言、年齡、階級和地位之間並沒有必然的關連，但在這些殖民地，第一批正式接受了歐洲式教育的青年正在成長，這使得他們成為一個與其他人有所區隔的世代。在印尼的例子裡，政府設立的學校形成了一個結構上很類似國家官僚體系本身的巨大的、高度理性、並且受到緊密的中央集權控制的層級組織，這個組織以一種統一的方式創造了集體的經驗。同時，這個層級組織具有與其層級相應的地理分佈，從邊遠而中央，因此，二十世紀的殖民地學校體系孕生了和存在較久的官員仕途之旅類似的朝聖之旅。除此之外，荷蘭人對居住於印尼當地者的原本帶有歧視性的分類也有助於凝聚印尼人對當地的認同，因為透過一層層沈澱般的，本地人——除去了白人、荷蘭人、華人、阿拉伯人、日本人、natives、indigenes、indios之後——的內容變的越來越明確。凡此種種受殖民者影響的結果，均能夠說明為何印尼人的認同並未及於鄰近的馬來人卻包括了相距遙遠的安蓬人。

        然而，對於居住地所發展出來的認同並非一成不變，有兩個例子足以說明這點。在法屬西非，當教育體系中原本的朝聖中心地位下滑，轉為眾多教育機構之一，對以西非為單位的認同也隨之逐漸消逝。更為詳盡的模式表現於法屬印度支那。一開始，殖民統治者出於自身的需求而擬定了一套教育政策，這套政策包括兩個目標：一是打破被殖民族群和緊鄰印度支那的外部世界之間既有的政治——文化關係，二是生產一批精心計算過的一定數量的能夠說、寫法語的印度支那人；他們的功能在充當一個政治上可靠、心懷感激、並且同化了的本地菁英階層，以及填補殖民地的官僚機構和較大型企業組織內的下層職位。原本，這樣一套政策應該是有助於凝聚以印度支那為單位的朝聖之旅及認同，但久而久之，卻產生了意料之外的效果。首先，切斷印度支那與周遭文化影響（主要是暹羅與中國）之聯繫，很大程度上是藉著創造出新的越南「國語」而完成的。但由於殖民地法國人與當地越南菁英在教育資源上的競爭，殖民政府不得不開辦法語及越南語的雙語教育系統，其結果，政府出版了數以十萬計的國語入門教材，大大地加速了由這個歐洲人發明的書寫符號的擴散，結果無意中卻在1920年到1945年這段期間幫它變成了那個表達出越南的文化（和民族的）團結的群眾性媒介。在此情況下，這個政策有效地排除了居住在東印度支那的那些不以越南語為國語的人，並進而畫出了另一條教育系統的朝聖之旅途徑，那就是將柬埔寨的金邊升格為足與西貢或河內平起平坐的教育中心。最後，在印度支那，教育的朝聖之旅和行政的朝聖之旅之間並沒有真正的重合。法國殖民統治者出於一己的偏見，並未給予其他民族與越南人相等的從事公職的機會。就算吉蔑人和老撾人也許會和越南人並肩坐在西貢與河內的法語教學的第二級和第三級的學校教室裡一起聽課，他們卻不大可能繼續在那裡共用行政部門的辦公室，因為通常他們會被殖民地政府指派回到其規定的地區，也就是原本的出生地工作。在這樣的背景下，作者接著為我們列舉了幾位二次大戰後柬埔寨的政治人物，他們的共同點，在於皆經歷過以越南為中心的教育朝聖之旅。隨後，此一朝聖之旅受到阻礙，他們遂不約而同地分別返回柬埔寨繼續發展。對以印度支那為範圍的認同便在這個過程裡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此一地區內各別區域的認同，因此到了這時，「印度支那」已成為歷史而「越南」如今是一個真真實實的外國的新世代已經出現了。不同於此，印尼並未經歷類似的分裂，它之所以存活部分是因為巴達維亞中殖民統治之世都是教育的頂峰，但也因為殖民地行政政策並未將受過教育的巽他群島人下放到「巽他蘭」，或者將巴塔人下放到他們出身之處的北蘇門達臘高地。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到了1920年代的時候，一種「印尼語」已經自覺地存在了。這主要得力於荷蘭殖民政府並未積極地干預殖民地的語言發展，使得印尼語得以自十七世紀開始以跨島嶼的共通語為基礎演化出來，直到十九世紀印刷—資本主義進入印尼，此一語言更廣泛流通，終至二十世紀後發展出成熟到可以讓青年印度尼西亞黨將之採用為民族（主義）的語言了。

        在經過以上比較之後，作者進一步強調：關於語言，最重要之處在於它能夠產生想像的共同體，能夠建造事實上的特殊的連帶。因此，發明民族主義的是印刷的語言，而不是任何一個特定的語言本身。只是到了二十世紀以後，傳播科技的進步，特別是收音機和電視，帶給了印刷術一個世紀以前不可多得的盟友。多語的廣播能夠在文盲和有著不同母語的人口中召喚出想像的共同體。其次，二十世紀的民族主義是高度模式化的，因而民族主義領袖如今以能刻意地布署運用以官方民族主義為模型的文、武教育體系，以十九世紀歐洲的群眾性民族主義為模型的選舉、政黨組織、和文化慶典，以及被南北美洲帶進這個世界的公民—共和的理念。因此，新的現象是，如今即使沒有語言的共通性，民族也還是可以被想像出來了。在這方面，瑞士是最好的例子。瑞士政府於十九世紀末始正式決定追溯其建國日期為1291年，這使得人們想要去追問其民族主義遲來的理由與其效應。首先，這本是一個十分年輕的國家，其憲政體制及版圖的確立都是最早不超過十八世紀末期以後的發展；其次，這個國家無論經濟、政治與文化都長期處於落後的狀態，這使其免受強大鄰國的兼併並得以穩定延續下來。此外，瑞士境內原本乃是以宗教來區隔不同的人民群體，直到十九世紀中期此一標準才改為語言。即便如此，瑞士始終維持著其多語的特點，在大半的瑞士農民社會中，印刷—資本主義和標準化的現代教育很晚才來到。同時，多語也反映出其生存於德、法、義等強權之間的外交處境，德語、法語、和義大利語在法律上的平等地位因此是瑞士中立這個銅板的另一面，而瑞士也從未試圖去推動任何形式的官方民族主義語言政策。因此，作者認為瑞士可以如東南亞的例子一般，視為最後一波民族主義的一部份，因為瑞士民族主義出現在二十世紀傳播革命的前夜，所以對它而言，運用無須語言統一的方式來「表現」想像的共同體已經不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實際的。

        綜合本章所言，最後一波的民族主義繼承了前此各階段發展的結果。在官方民族主義的需求下，帝國在其殖民地所建構出的中央集權以及標準化的學校體系創造了新式的朝聖之旅。而特定的教育和行政朝聖之旅的互相結合，為本地人會逐漸把他們自己看成是「本國人」的那種新的「想像的共同體」提供了領土基礎。就此言之，殖民地民族主義的主要發言人便是上述體制所產生的雙語知識階層，這些人透過其學習與經歷，總結了西方民族主義演變的教訓。並且，作為後進者，這些人也同時找到了不經由出版印刷就能宣傳想像的共同體的方法，從而極大地擴展了民族主義的宣傳範圍。

        進入了安德森所謂「最後一波」民族主義的範圍之後，我們的討論也跟著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陌生領域，因為在這一章裡，安德森用以支持其論證的例子，主要是來自東南亞地區。而說來奇怪的是，以台灣的地理位置而言，東南亞地區應該是我們十分親切的近鄰，但相對而言，至少在我自己的情況裡，我們對此地區，應該說，對我們自己所身處的這個地區，幾近是一無所知的。這種弔詭的情況事實上暴露出了非常多當代台灣的社會文化、教育甚至是學術上的盲點與問題，在此難以盡述，也不擬處理。提出這一點主要的用意，只在於提醒當我們透過安德森的視角去看待東南亞，倘若不保持某種程度上的警覺與距離，將之視為進一步理解的起點而非結論，那麼上述的盲點與問題，或者將永遠沒有打開的一日了。

   因為即便安德森對於殖民地人民抱有再大的同情，整個有關最後一波民族主義的論述讀來依舊教人有些不安。或許是完整理論架構的需求使然，我總感覺，安德森在此實在可能有些過度高估了帝國主義殖民者對於東南亞地區歷史發展的形塑能力。舉個例子來說，在論及荷蘭殖民政策是如何影響了印尼人的認同時，安德森是以這樣的描述開始的：住在蘇門達臘島東岸的一些族群，和狹窄的麻六甲海峽對岸的馬來半島西部沿海地區的馬來人不僅物理距離很近，而且在種族上也有關連，並且都還懂得彼此的語言，信仰共同的宗教等等。同樣的這群蘇門達臘人和住在蘇門達臘以東數千哩之外的群島上的安蓬人之間，既沒有共同的母語，不屬於同一族群，也不信仰共同的宗教。然而，在本世紀之中，他們到頭來卻將安蓬人理解為印尼同胞，而將馬來人視為外國人。隨後，筆鋒一轉，安德森下了一個大膽的結論，並以此來開啟他的論述：沒有什麼會比在巴達維亞的政權從本世紀之初以來在各地逐漸增設的學校，更能培養這種連帶感了。麻煩就出在這「沒有什麼」四個字上。真的沒有什麼了嗎？真的若非荷蘭人出現，蘇門達臘的居民就會理所當然地認同馬來人，只因他們有著乍看之下相近的地理位置、語言、種族歸屬、宗教信仰等條件嗎？但翻開一部東南亞史，歷史告訴我們，在荷蘭人出現之前，蘇門達臘東部與馬來半島西部乃隸屬於不同的政治實體，此情況由來已久，並不待帝國主義來將之切割分離。因此，相信共通的語言、族群等等條件便足以在先天上構成一個有待帝國主義來重新區劃的認同，也許原本就只是一個一廂情願的想法，並未考慮到對於原生的居民而言，早於殖民者所建構出來的認同究竟是什麼模樣的。也因此，對於後來的印尼認同之發展，遂只能從殖民者帶來的影響之角度著眼，而把印尼變成了一隻荷蘭人基因工程下的新品種蝴蝶了。

        另外一個例子則是有關法屬印度支那的討論。按照安德森的說法，印度支那認同之崩解，同樣可歸之於法國在此地的殖民、尤其是教育政策。換言之，越南、柬埔寨、與寮國的民族主義最終之所以各自為政，是殖民政府在無意之間切割而成的。問題是，打從十七世紀末以來，越南本來就對柬埔寨很不友善，而身為叢薾小國，柬埔寨也始終都必須在越南與暹羅兩大強權的夾殺之下討生活。這樣的情況明白顯示，去預期會有一種「印度支那」的認同出現，並煞有介事地討論其瓦解，以作為最後一波民族主義發展強烈受到西方影響之佐證，多少是太強調了那個短命的「印度支那」的重要性。教育朝聖的途徑或許確如安德森所述，具有強烈的空間意義與暗示，但當一批批的知識份子回到出生地奮鬥，那究竟是受殖民政策所迫不得已而為之，或者根本從來就出於心甘情願，這其中或許還有再討價還價的餘地吧。

        還是霍布斯邦說得好：「…在今天被稱之為第三世界地區的解放運動，遂都被視為是民族解放運動…然而，容我再重述一次，歷史事實往往跟理論大相逕庭。真正促使解放運動逐日興起的原因，在於人民對征服者、統治者及壓迫者的憤怒，而這些他們所憎恨的人士，正好是膚色、裝扮及生活習慣皆與他們不同的外國人。所以基本上這是一場反帝國主義運動。雖然在一般人民當中可能已出現類似民族主義原型的情感，有的是基於語言，有的是根據宗教或其他原因，可是這種情感還談不上是民族意識，甚至還可能被帝國主義統治者利用來打壓真正的民族運動」。而假如我們把霍布斯邦這個小心翼翼的界定援用於這裡所討論的東南亞地區，不難看出，霍布斯邦所要求於我們的，正是應該給予這一波民族運動的社會主義甚至共產主義性格以足夠的重視。因為那歷來便是抵抗帝國主義的人們最重要的彈藥庫之一，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也才能夠比較容易看出在殖民與反殖民之間複雜的互動裡，殖民地人民的主動性所在。然而，不獨是有關東南亞的部分，在整個「想像的共同體」的理論建構乃至實際論證的過程裡，安德森對於一種「社會意識」或對於「社會正義」的感受，在「共同體」的想像當中所可能產生的作用始終沒有認真考慮。考量到他自己的學術背景，這點基本上令我百思不解。

        不過話說回來，我百思不解的事多了。比如說這本書到底什麼時候才要結束阿，我已經快寫到發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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