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奮鬥

接著，在提到齊克果對於恢復浪漫主義這種反對一般抽象而堅持具體個性的對話性格的影響，並順便點名了一票同一方向的二十世紀宗教思想家（裏頭我只認識馬丁．布伯，他有一本《我與你》，專門討論「面對面」這件事情的結構和形上本質。薄薄的，非常非常之動人。現在上博客來還買得到。）之後，Gadamer大概是發現自己已經忘了寫這篇文章的初衷了，趕緊筆鋒一轉：「然而為了不要老是只講談話的這種極端和深奧的意義，我們想把我們的注意力轉向存在於我們生活中的各種談話形式，以及處於本文所要討論的特殊威脅下的談話形式。這首先是教育式的談話」。在這裡，Gadamer乍看之下實在是非常不給我面子，因為他似乎是直接否決了我最拿手的「教育式談話」。他論證道：「雖然教師和學生之間的談話肯定是談話經驗的原始形式，而一切我們上面已經談到的富有魅力的談話大師都是大師和教師，他們都通過談話教育著他們的學生和追隨者。但在教師的情況中顯然存在著一種特殊的困難，即要在自身中保持能使大部分人折服的談話能力」。也就是說，要進行教育式談話，談話者首先必須要有一種能力，就是能夠持續不斷地、滔滔不絕地講個沒完。麻煩的是，「一切教書的人都認為他必須講話並能夠講話，而他越是能夠前後一貫、有聯繫地講話，他就越以為他在傳播他的學說」。Gadamer說，「這就是我們大家都知道的講台危險」，其之所以是危險，是因為在這種情況下，談話的本質已經喪失了。一個絮絮叨叨的教師實際上已經不是在進行談話，而是在獨白。Gadamer舉他當年上胡塞爾的討論課時的情境（先提個問題，隨便聽學生謅兩句之後就火大自己講，一講兩小時，末了還無恥地宣稱今天的討論很精彩）作例子，說明「二十年代初作為弗賴堡的現象學大師懷著深深的傳教使命感並在哲學教學工作中確實很出色的胡塞爾，卻不是一位談話的大師」。哀，其實啊，我個人真是覺得，對胡塞爾他老人家有這種期待本來就是非常不切實際的事情。要知道，在「生活世界」（life-world）的概念出現以前，胡塞爾的現象學長期以來最明顯的特質之一，就是那是在某種準獨我論的氛圍下操作的哲學方法。你去問任何一個哲學系的大學生甚至研究生，「現象學還原」到底是要還原到哪裡去（至於要還原甚麼東西應該就不必說明了吧，連這個都不知道那這些私房心得你應該會覺得很無聊才對），十個有九個會跟你說「還原到先驗主體性」，至於剩下的那一個，因為他是搞分析哲學的，因此可能會說還原到胡說八道。而先驗主體，聽起來很深奧，其實就是「一個孤立的、藉著他自己一個人的能力就能產生出對這個世界的認識的傢伙」。這怎麼能有對話呢？要是所謂的「世界」，只不過是我一個人賦予意義的活動的建構成果而已。但實際上，這是一個誤解，這是把「先驗轉向」之後一段時間裡的胡塞爾當成胡塞爾現象學的全部了。請記得，胡塞爾現象學始終不改其志的初衷之一，固然是我們耳熟能詳的「回到事物本身」，但另一個同樣熱切的渴望，是「哲學做為嚴格的科學」。在後一個要求之下，現象學還原，從來真正執著的是要把日常信念乃至源出於此的科學知識還原到其最確定、最不可懷疑的基礎上。只不過有很長一段時間裡，胡塞爾似乎認為只有那個先驗主體的建構活動才有資格成為他所追求的「不可懷疑的基礎」。好了總之，我只是想要說，胡塞爾會不會談話要看你是哪個時期去上他的課啦。要是是在更晚期一點，有「生活世界」這種概念，並隱約發覺了「世界」作為任何意識的視域也許是不可還原的胡塞爾，或許他會找大家去唱卡拉OK也說不定喲。大家也可以順便反思一下，要是這樣的話，馬汀會點甚麼歌咧？漢娜會比較喜歡蘇打綠還是五月天？
於是，就在歌聲、划酒拳聲、發酒瘋聲之間，「教育式的談話」就這麼被Gadamer名正言順地否決了（QQ）。

當然，我們知道，偉大德意志哲學傳統的追隨者都是刀子嘴、豆腐心；在鋒銳的、得理不饒人的言詞底下，都隱藏著一副柔軟的、感性到不可思議的心腸（實際上，我甚至想說，這是一個人是否能夠進入德國文化傳統的唯一真正標準：如果一個人只是一味地追求理性思維上的嚴謹與準確，卻不伴隨有相應的熱情、善感與瘋狂，那麼，我的建議是，去搞分析哲學吧！因為這樣的人將永遠無法理解，為什麼詩歌，而非硬梆梆的自然科學，才是所有德語思想家心之所嚮的真正的共同語言）。因此，Gadamer隨即安慰我們（安慰我本人？）：「但確實存在其他的、真正的，亦即個體化的談話情境，在這種情境中談話才保持它真正的功能」。他從而接著區分了三種談話形式，分別是協商談話、治療談話和知己的談話。
協商談話是一種社會實踐，就是我們一般稱之為「談判」的東西，其特點在於「在兩個業務伙伴之間的談判或政治談判都不具有所謂個人交換意見的性質」。換言之，就算在這樣的談話裡，對話的兩造最終能夠達成共識，取得一致的平衡，那平衡也是介於兩個黨派利益之間，而並不屬於實際對話的兩個個人。Gadamer認為，這樣的談話之所以值得我們研究，是因為在這種情況下隱藏了一個關鍵的前提——這樣的談話要能夠成功，對話的兩造必須「善於把對方當作對方」。也就是說，這種情況下對話者要「了解與自己利益相對的對方的真正利益」，因為「被正確預感到的對方利益也許就已經包含了達成一致的可能性」。Gadamer由此推出了協商談話能帶給吾人的啟發：為了能夠談話，就必須能夠傾聽。Gadamer對這種談話形式的討論大致如此，而在這裡，我想做一個小小區別。乍看之下，Gadamer所謂的協商談話之原理似乎很接近我前文提到「與娘兒們談話」時所暗示的原則。但其實那是完全不一樣的。首先，我並不認為Gadamer從協商的前提「把對方當作對方」到結論「為了能夠談話必須能夠傾聽」的推論是有效的。在我看來，協商的目的從來就不是談話本身，而是透過談話達成共識。因此我們也許可以說「為了達成共識必須能夠傾聽」，也就是，善於考量對方的利益，但我相信，就談話本身而言，還有其他的東西更為重要。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也許可以說，如果你的目的是說服一個女生去做你認為正確的事情，那麼也許，你必須把她真正的利益考慮進去（取悅你、逃避你的指責等等），從而成功地與她「協商」，但這不是與女人談話的全部。當我說，身為男性，談話時我們應該放棄真理的概念，指的就是，我們甚至不需要堅持與她們協商——我們應當與她們遊戲就好，因為她們的確是「如此可愛的小東西」啊！
好了，性別歧視的經典表述放在一邊，讓我認真地表達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說，首先，不要試圖訴諸客觀性來與女性談話，因為她們會問你甚麼是客觀，那能吃嗎？在這一點上，兩性溝通不可避免地必然落入Gadamer此處所說的協商形式。而進一步，如果在協商形式裡，關鍵點是他人的利益，那麼我前文的討論要表達的就是，女性的利益不可避免地是互為主體的，換言之，你對她的行動與反應就是她的利益所在。於是，如果以上所說的你都懂了，那麼跟女性溝通就應該不成問題了。成問題的是，「不成問題」這個標準本身也未免太low了，跟女生講話怎麼可以只滿足於追求溝通「沒有問題」而已咧，當然是要想辦法把她弄…嗶（這個音效我是從別人的部落格學來的，超好用）！我的意思是，溝通或談話當然還可以變得更有趣一點、更好玩一些。而一旦我們放棄客觀性，甚至放棄追求共識、放棄協商，放棄甚至最廣意義的真理概念以後，我們究竟剩下甚麼好跟女生玩的咧？
我懶得講了，大家自己去看《羅馬慾樂園》吧。（沿用康德的一個極富有啟發性的區分，我想主張，對於「烏托邦」，就像對於「愛」，我們其實只擁有這些概念（concept）的圖式（schema），而不擁有這些概念本身。換言之，我們也許知道、或能夠辨識這些概念的應用（application），但永遠沒有辦法定義（define）這些概念。也許對於所有真正值得追求的價值都是如此。這就是為什麼分析哲學注定要滅亡，為什麼所有偉大的分析哲學家都承認、或受困於他們方法上的限制：在那些最重要的事情上，「概念分析」（conceptual analysis）其實甚麼都沒有辦法告訴我們；在定義上打轉，一切哲學討論最後只會陷入無止境的瑣碎細節裡難以自拔。我們的困難在於看清如下事實：在我們的時代，最重要的事物是沒有確定的形體、沒有本身（in itself）的面貌的。凝視它們，其實就像在照一面古舊而毀損的鏡子，試圖從裂痕、鏽斑、微弱的反射當中艱難地指認出我們自己的樣子。）
接下來這個話題可就精彩了，Gadamer明確指出：「對我們的題目具有特殊啟發力的是治療性談話，尤其是在精神分析門診中經常使用的治療談話」。而且，他內行到甚麼程度我們從下一句話就可以看出來了：「因為在這裡，無談話能力恰好是出發點，由此重新出發學習談話就是治療過程本身」。在Gadamer看來，而且這都是精神分析會同意的，病人原本與周遭世界的自然交往受某些病態觀念的干擾而被打斷了，沉溺於其中（也就是病態觀念）的結果是病人失去了傾聽談話的能力，並循環性地更加強了原本的沉溺。到最後，病人自爆了，無法忍受與人類談話共同體（不要笑這個詞真的是Gadamer自己說的，不是我發明的）持續分離，因而意識到自己病了，並且去求醫。更進一步，精神分析性的治療談話的特點在於，「構成這種特殊病情的無談話能力，唯有通過談話才能獲得治療」。遺憾的是，這麼好用的東西其應用上十分受限制——Gadamer認為，精神分析的兩個前提造成其無法普遍應用於其他領域。第一，精神分析師不僅僅是一名談話夥伴，而是Gadamer所謂的「知情者」，必須負責想辦法突破病人的反抗來開啟受壓抑的無意識領域。第二，病人必須意識到自己有病，並自願接受治療，並遵守治療的種種要求；換言之，必須有個傢伙先主動承認自己無談話能力才行。
再一次地，此處，對於Gadamer所說的，我除了同意之外，也想補充一點不一樣的想法。在我看來，造成精神分析或廣義的治療式談話之難以施行，儘管在這個官能症（neurosis）像瘟疫一樣流行的時代我們大家無一例外地需要它，除了前述理由之外，尚有其他的理由。大家記得，古典的精神分析，正如我們現在討論的脈絡，乃是一種「一對一」、在兩個個體之間進行的對話；此外，無論後來精神分析經歷了甚麼樣的發展，是客體關係取向還是拉岡式的語言進路，一個永遠不會改變的事實是：在精神分析，或任何型態的治療當中，我們無一例外地，必須去談論慾望，因為有慾望方有苦痛，有苦痛才需要治療。更進一步，正如佛洛依德自己在《朵拉：歇斯底里案例分析的片斷》裡所暗示的，與他人談論慾望——也就是說主要地、或終極地談論性這一碼事，實際上本身就是一種極度親密的經驗（我其實很想說就是性經驗啦。誰說做愛只能用生殖器的？小學生嗎？）。於是乎，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治療之難以施行，正如愛本身的艱難一樣，源於慾望那不擇地而出、暗潮洶湧的本性，終將對真正理想的對話所要求的精緻平衡構成威脅，同性與異性間的對話都是如此。在精神分析裡，這樣的威脅有個非常明確的名字，叫做「移情」（transference），而在日常生活裡同樣的現象即便無所不在，但我們卻無以名之。總之，治療式談話真正的風險就是這個，拒不承認這一點，任何想要對「談話」這個主題進行意義重大之討論的努力都注定不會產生富有成效的結果。我無意以此非難Gadamer，因此也許暫時只說到這裡就好了：於是，當詮釋學戮力於揭示對話與理解的形上學，卻始終對吾人慾望之邏輯不置一詞，我們能不能據此對詮釋學本身發出一些精神分析的質疑，懷疑那沉默，正是德國哲學一向的唯心論傳統所加諸詮釋學的阻抗呢？是否，與其說對話著的是兩個主體，倒不如說是兩具身體更來得貼切且具有更多啟發性？

無論如何，Gadamer對辯證法的熱愛隨即發作了。談及「自行承認的無談話能力」之後，他立刻斷言但是我們不是要講這個，我們要講的是相反的東西，是「自己不承認的無談話能力」，其表現出來的形式，是「人們不是看到自己的無能力，而是看到他人的無能力」。而經過神秘的辯證過程之後，Gadamer的結論是：「但是他人的無能力始終也同時是自己的無能力」。老實講，我覺得文章裡這個簡短的段落實在是非常的麻煩，因為上述的所謂「結論」與其說是一系列推論的結果，倒不如說是為了開啟接下來論述的一個直接被斷言的前提，只不過對這個前提，Gadamer鋪了一些如上所述的梗而已。那麼我們要怎麼辦咧？為什麼他人的無能力就是自己的無能力咧？這樣好了，讓我也學一學Gadamer的壞榜樣，像大師一樣講話：根據黑格爾，意識的真理就是自我意識，而自我意識的對象就其定義只能同樣是自我意識，在這個意義上，他人即是自我，因此他人的無能力其實就是自我的無能力，論證完畢（無法接受這個論證的人請自行參考《精神現象學》裡〈自我意識〉那一章，保證你生不如死）。
好了，不管它，反正Gadamer堅持他就是只想討論這種「只看到他人眼中的木刺卻看不見自己眼中的木樑」的無能力。他把這無能力分成兩種，一種是主觀的，無能力傾聽；一種是客觀的，失去共同的語言。有趣的是，在Gadamer看來，前者，無能力傾聽，其實根本算不上甚麼特殊的問題，理由很簡單——這件事根本就每天都在發生，因此沒甚麼了不起的。誰不曾看醫生的時候一直以為護士叫到的人是自己？誰不會遇到波霸的時候兩眼盯著對方的乳溝完全沒在管波霸對於廢除死刑的觀點究竟是甚麼？不過Gadamer沒有我這麼低級，他非常之體貼地為像我這種無談話能力以致於社交不能的色胚芽米設想了一個令人由衷地想要掬一把同情之淚的處境：「漏聽或錯聽的人總是經常傾聽自己的人，他的耳朵好像總是充滿了他經常對自己說的話，因為他總是在追逐自己的欲望和興趣，以致不能傾聽對方的話」。所以，不要怪我們啦好不好？哲學家難免有時候不聽人講話，因為即使愛喇賽如蘇格拉底，也會三不五時聽見那討債的「私密的神靈」在耳邊對他竊竊私語，而那些話語，都是只有他一個人能夠聽見的。而我們都知道，正是為了完成神靈在耳語時交託給他的任務，蘇格拉底最後付出了他的生命為代價。聆聽自己十分危險、十分艱難而折磨人，因為那對我們說話的自己其實與我們並不親密，反而常常是陌生、難以理解甚至帶有敵意，就算不訴諸佛洛依德的超我（superego），我們憑著日常生活的直覺也會同意的確是如此。大概正是出於對這樣一種哲學家特有困境的同情，Gadamer於是樂觀地宣布：「但儘管如此，我們總是能重新具有談話的能力，亦即傾聽對方的話的能力，我認為這就是意謂著人向人道的真正昇華」。到底有沒有昇華我是不知道啦，就我個人而言，只要對方身材不要太辣，聆聽基本上是沒有甚麼問題的。
客觀的無能力比較嚴重。真的，我們再也不說共同的語言了。而罪魁禍首之一，Gadamer直接點名——也就是激勵我寫下這失控長文的動機——正在於「我們越是習慣於當代科學文明的獨白狀態，越是習慣於聽任匿名的通訊技術的擺佈，人們之間的共同語言也就越會日趨崩潰」。所以，回到文章一開頭，親愛的大家，不要再跟我辯了，欺負寫不出論文的研究生算甚麼英雄好漢，有本事就去找Gadamer argue，說服他加你facebook好友，每天關心你的塗鴉牆更新，順便在你貼的影片下面按個讚，三不無時給句「這支MV哈伯瑪斯也很推」之類的評語。不要再騙自己，說甚麼新興的電子媒介能有效促進人與人溝通效率之類的屁話了。這些媒介只會破壞共同語言。理由很簡單，Gadamer沒說我可以替他說，因為在這些媒介上，那已經約定俗成形成了傳達與接收標準的語言，也就是甚麼「推」啊「+1」之類的表達方式，本身是極其貧乏的。我不知道這個類比會不會有人覺得很奇怪，但仔細想來，這一類試圖將人類情感、情緒與狀態化約到最簡單低等的表達式，其實跟弗雷格夢寐以求的「概念文字」也就是符號化的形式語言的性質非常像不是嗎——都是一種表達力極其有限的語言。但人家搞這個是為了減低自然語言相對於科學研究不必要的歧異性和文法上的不完善，而對話的目的很明顯地並非如此——試問，沒有了歧異性、沒有文法上造就詩意語句的空間，我們要怎麼跟彼此，在千差萬別的情境與每個獨一無二的個體之間，好好地、準確地、帶著其全部豐富的意涵與暗示地表達出，即使只是，「我愛你」？回到主題，關於共同語言之失落，Gadamer其實沒有再特別多說些甚麼，他只是舉了一個實在很扯的例子（馬的果然又是老美。這個國家偉大歸偉大但有時候你真的會由衷地覺得她的國民基本上都是神經病）：「我們可以想一下宴會上的談話以及在某些值得同情的美國富人的豪華住宅中由於現代化技術設備和他無謂的浪費才達到的談話的受抑的極端形式。在這種住宅中，餐廳布置得使每個就餐者從他的菜盤上一抬起頭就可以舒適地看到專門為他設置的電視屏幕」。來，誰想替智慧型手機講話的現在可以發言了。「談話的受抑的極端形式」，我只想說，要讓Gadamer表現出如此「行文的修辭的極端形式」，那現象勢必已經讓人忍無可忍了。另一個被Gadamer談及的現象是「就像人們有時看到有人在奧登森林中漫遊，同時聽著漫遊者身邊帶著電晶體收音機中播放的熟悉的音樂一樣」。來，誰想替i Pod講話的？聲稱這些工具增加了聆聽音樂的便利性，讓音樂更加普及嗎？「這些例子只是想說明，確實存在著使人們有可能荒廢說話能力的客觀的社會條件，而說話就是和某人的說話或回答某人問題，也就是我們稱之為的談話」。
最後，讓我們看看Gadamer這篇小文章的結論，也總結一下這冗長的談話（你要堅持這是獨白也沒甚麼不可以）。總體而言，無論條件多麼不利，前景多麼岌岌可危，Gadamer依然堅定不移地相信，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依舊實踐著談話的事實，足以表明「即使是在似乎缺乏語言的地方也可能達到互相理解，只要有耐心、敏感、有同情心和寬容，以及對作為我們生命之一部分的理性的無條件的信任」。而行文至此，我只想說，原諒我並不能夠像大師一樣樂觀，在我看來，正是上述的那些被視為足以造就理解的條件，連同我們的語言一起，都同時正遭受到匿名通訊技術的破壞。這是一種循環，而且是一種惡性的、因之我不想再稱之為「詮釋學循環」的循環：通訊技術破壞了我們的共同語言，而失去這種語言，並隨之失去了談話能力的我們，因而變得越來越不耐煩、麻木無感、缺乏同理心、獨斷而且前所未有地藐視理性。於是，我們無法互相理解、無比地寂寞（人類史上最寂寞的一群人），只能更加依賴這些匿名通訊技術提供的毒品般的慰藉，任由其繼續破壞我們的共同語言，傷害我們的談話能力。而這個循環的前半段之所以成立，在於語言，原本就是我們培養耐心、敏感等人文素質的主要（搞不好根本就是唯一的）管道；若非如此，「人文」這兩個字裏頭的「文」要來幹嘛？「文化」裏頭的「文」又是在指甚麼？因此，請大家繼續上網交際應酬、努力腦殘，並全心全意地為這些只會導致無談話能力的東西找藉口吧！反正，說到底，大部分人甚至已經根本就無從知道他們究竟失去了甚麼東西（「紅酥手，黃藤酒，滿城春色宮牆柳」、「我打江南走過／那等在季節裡的容顏如蓮花的開落」）。準此，我有一個跟Gadamer相當不同的圖像：我已經可以想像，「具備談話能力」應該會是一種可以寫在履歷表上拿去找工作的特殊技能，就在不遠的將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