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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大家,不要再跟我辯了好嗎?詮釋學是不可能支持這些東西的--i Phone、i Pod、facebook、BBS…也就是Gadamer會稱之為「匿名的通訊技術」的東西。詮釋學能夠做到的,頂多就是對之不加排斥,任其自身自滅,但決不會親身參與那些唯有通過這些工具才能達成、並受這些工具徹底制約的實踐活動,像我的態度一樣。差別只是,我呢,許多年以來,同時還一直在為了反對這些東西而說教,並試著以一種不受上述實踐活動影響的方式來與他人互動,直到所有人都覺得我走火入魔,連「你奉詮釋學為圭臬的程度直接導致了你的難相處」這種評語都出現過不知道幾百次、被一堆人描述為讀書讀到腦子壞掉了,依舊義無反顧;而詮釋學家們呢,他們根本懶得費心去討論這種問題--第三世界國家的子民要被先進國家的科學技術或次文化牽著鼻子跑是你家的事,我們還是專心思考世界做為視域的先驗本質就好--這就是為什麼,每次有人跟我說中國哲學才是王道,西哲都是那些吃飽沒事幹的西方人在故弄玄虛,然後一邊慢條斯理地拿出他的手機上網看照片,我都會覺得悲從中來。
一個例外是Gadamer的這篇〈無談話能力〉。在我的印象裏,這還是第一次,詮釋學家們願意從我們最親切的日常經驗出發,真心誠意(也就是不反諷、不搞笑、不炫學)地對我們談談那些聽起來無比莊嚴崇高的詮釋學原理,究竟蘊含了哪些關於吾人當代生活的洞見,以及,當然會有的,批評。換言之,這是在最廣的意義上,一篇我所謂的「應用詮釋學」的作品。而選擇在這裏討論它,除了發洩一下自己多年來累積的夙怨;更重要的,當然是這篇文章再一次地提醒了我:身為讀書人,我有責任與義務把自己思考的成果交出來,因為這些成果,我必須相信,乃是對他人有益的。無論我自己如今再怎樣對「說教」這回事心灰意冷,「說教」本身的意義和價值是不會改變的。因此,即便我個人的意見微不足道,但至少,人們總是能夠有機會藉著我,聽聽Gadamer有關「無談話能力」問題的說教。哲學難得能夠這麼具體地平易近人卻絲毫無損於其犀利與深刻。因此,如果你也擔心自己是不是「無談話能力」,那麼,希望以下的東西對你有幫助。

讓我先炒個冷飯。許多年前,當我還是大學生的時候,修過一門心理學概論。那門課的要求其中之一,是一篇命題作文,題目是自定還是指定的我忘了,但總之,我的題目是〈手機對人的影響〉。而如今讀來,我訝異地發現,寫於手機剛剛開始於此間普及的時代,那裏頭的質疑與憂慮,往後一路貫穿了我對「匿名的通訊技術」的思考與態度,並最終在我如今所理解的詮釋學立場中得到了確立。
以下是這篇文章的全文。
「  稍微深入一點去探討這個問題之後,我立刻發現,它並不如我原本所想像的那麼簡單。
我在圖書館裡待了一個下午。一開始,我試著尋找心理學的概論書籍,想知道心理學會從什麼樣的角度來切入這個問題。然而,概論性的書籍中通常並沒有另闢專章討論手機對人的影響,也沒有提供立即的分析方法,當然,我猜想,假如有機會繼續進一步深入閱讀全書,乃至於對這門學科得到了基本的瞭解,也許我便能夠多少從心理學的角度來進行討論。但實際上,相關知識的闕如並不是簡短的幾次閱讀便足以彌補的,當我對心理學的認識甚至淺薄到不知該向其中哪一門分支尋求協助,我終於不得不承認,就這份報告而言,任何書本都是遠水救不了近火。
接著我想到可以利用網路。我們都知道有一個功能強大的搜尋引擎叫做Google,只要你鍵入關鍵字,便能迅速蒐集到成千上萬的相關資訊。於是我直接輸入”手機對人的影響”這幾個字,果然得到了許多條目。問題是,細看之下我發現了一個現象:首先,這些訊息絕大部分偏重討論手機對人所引起的生理效應(那些討論其實我看了也不甚了了),對於心理的影響則很少談及;其次,即使同樣屬於生理效應的範疇,這些報導、轉述、傳言、科學研究成果等也經常呈現彼此相反的結論。幾乎所有的說法都會附帶一個類似“如今的結論尚未證實,仍待進一步研究”這樣的但書。就這樣,上網之後我反而更加困惑,這一來再度證明了網路並不如某些老師或同學所以為的那麼好用,再者,也迫使我只能憑藉自己的思考來撰寫這份報告。
因此,以下的討論只能代表個人對此一問題的一些看法,而沒有任何專業探討取徑的背書。我不能確定這是否完全符合本次報告的要求,故必須先行聲明。
那麼讓我從一個簡單的個人經驗談起。離開圖書館的時候,我一如往常用手機打電話給我的女朋友,問她要不要我去接她下班,她說好。幾分鐘之後,手機鈴響,我接起來,我的女朋友改變了主意,叫我不要過去。她的聲音聽起來有點奇怪,卻又要求我先別多問。無可奈何之下,我只好對她說:「那麼我再打給妳」,便結束了通話。
掛上手機後我在原地發呆了一會兒,忽然產生一種怪異的感受。我想,同樣一支手機,既提供了我女友臨時改變主意,並得以立即通知我的機會,卻也因為傳遞了一個拒絕的訊息而令我陷入了暫時的無所適從。也許今天我將見不到她,也許她正為了某個我未曾察覺的原因而對我有所不滿,並利用這方便的溝通工具關上了溝通的大門。但總之,無論如何我必然得就此改變我原先的計畫,以應對這出乎我預期的事態。在此情況下,我遂同時發現,我對以上突發狀況的第一個反應,是一句不假思索的「我再打給妳」。
「我再打給你」,就是這句簡單的話讓我意識到手機是如何的影響了人們的感受、思考與行為。在我們當代每一天的日常生活裡,「我再打給你」已成為大概所有人均頻繁使用到近乎無意識的一種表達或約定方式。這個現象當然絕對有賴於手機科技一日千里的進步,以及隨之而來的便利、普及才成為可能。手機作為一種溝通媒介,使我們如今幾乎可以在任何時刻、任何地點(儘管仍然存在著收訊上的限制)立即和我們想要的某人取得直接的聯繫。我們由此而得以任意地接收或發出訊息,同時,從此能更準確地掌握生活周遭的情況,並在第一時間作出反應。至少,當我們面對某種懸而未決的未知恐怖處境(如我方才的描述),還有「再打給你」這個強有力的擋箭牌,為我們留下某些迴身的空間。
但仔細分析起來,足以完全代表手機之特性的這句常用語,很可能暗示了許多與乍聽之下完全相反的意義。首先,這句話裡只有主詞、動詞和受詞,但對於完成這個動作的相關訊息卻絲毫沒有交代。我們在其中聽不見任何有關下一通電話確切的時間、地點乃至於發生的條件為何,從而大大降低了這個承諾的可靠度。因為有了手機,我可以五分鐘之後就打這通電話,也可以三天後再打,我可以等到放學才打,也可能一下課就打;同樣地,對接收這通電話的人而言,時空等條件的不明確也會模糊此一訊息的有效程度——誰知道他什麼時候會打來,所以,等他打來了再說吧。於是,當這個約定付諸實行,約定的雙方可能仍未真正做好溝通的準備,其結果,便是又一次的「再打給你」。
其次,儘管這個因手機而大量運用的約定形式是建立在如此脆弱的基礎上,手機無遠弗屆的強大穿透力卻足以隨時將此脆弱的約定化為現實。問題是,在電話撥出以前,我事實上終究無法得知對方當下的狀態為何,然而矛盾的是,我打手機往往正是為了確認這一點。於是這通約定好的電話忽然顯得無比沈重:一方面我想知道,另方面隨時都能夠知道的能力反而使得我無法決定何時才是正確的行動時機。某種意義上來說,手機的即時性往往取消了真正有效的溝通所必要的間隔和距離,並因而癱瘓了我們的行動。
最後,當我說「再打給你」,意味著別人也可以這樣對我宣稱,這時候,我成為被動的接收者,陷入一種等待的處境。於是,當我們互相以手機來這樣約定,我們也同時不斷地將對方置入等待之中,從而以不在場的形式約制著彼此的行為。「等一下他可能會打來,所以…」、「奇怪他不是說要打給我怎麼還沒打來?」,諸如此類的念頭或許輕重程度不一,但毫無疑問地都會干擾我們對當下手邊正在進行之事的關注,讓我們分心。因此,在隨時可能被一通電話打斷的情況下,我們有時根本很難真正去做別的事情。手機將人們一個個全變成了焦慮不安的等待者,直到這些情緒將我們耗盡,那時,即使電話終於打來,也再也無力回應了。
綜合以上所言,我相信手機對人主要的影響,便是以其快速便捷的溝通效率,為我們的生活引進了高度的不確定性,從而,弔詭地,阻礙了人們的溝通。我們日常生活中的一切都離不開與他人的互動,不難想見,當一種高度不確定的溝通模式成為常態,將為我們的生存帶來何等巨大的挑戰。由此,我們便不難理解,當代人精神上深層不安全感的一個重要來源,或許便是這一支支看來不起眼的小小手機囉。」

文章寫得很客氣,並且,乍看之下儘管談及了溝通,卻並沒有直接指向「無談話能力」的問題。但我想,以上述的描述與分析為基底,我們應該可以順利地轉進〈無談話能力〉的本文了。
Gadamer而言,無談話能力的問題是一個自明的問題。他列舉了許多我們可以觀察到的相關現象及詢問這個問題的方式:「是談話的藝術消失了?難道我們沒有看到當代社會生活中日益增長著一種人類行為的獨白化?這是與科學技術思維方式相聯繫的當代文明的一般現象,還是現代世界中特殊的使青年人緘口的自我異化和孤獨的經驗?甚至是決心拋棄一切理解願望,是對統治著公眾生活被其他人訴之為無談話能力的假理解的憤怒的反抗」?
然而,Gadamer隨即釐清,他承認談話在人們之間所產生的作用極為不同,因此,沉默不語並不能夠就簡單地被視為無談話能力,而喋喋不休也從來就不保證真正的溝通。對Gadamer而言,「談話該在一種更高要求的意義上來加以理解」。
那是甚麼樣的要求呢?正是在此處,Gadamer與我的小文章碰頭了,因為他選來說明的例子,正是電話。差別在於,Gadamer看見的問題是這樣的:「無談話能力的問題毋寧是說,人們是否能做到足夠坦率並感到對方也很坦率,以便使談話的線索能夠繼續下去」,而確定的是,「在電話中幾乎完全不可能窺察到對方是否有參加談話的坦率的誠意,電話中人們從不可能感受到這樣一種經驗,它常常使人們互相接近,一步一步更深入到談話之中,最終兩人都深深地陷入到談話之中,從而產生出一種使談話雙方之間不可分離的共同性…因為通過以電纜為媒介人工的接近,人們幾乎感覺不到使人們能夠互相靠攏的探問和諦聽這種氣氛」。當然,愛講電話的人也許會覺得Gadamer這裏的描述太過誇張,也就是說,為了批評電話,刻意美化了他所謂的「談話」。針對這樣的反駁,我只能說,反駁的人很明顯地電影看太少了--任何一個看過Before SunriseBefore Sunset並深深為其中「探問和諦聽的氣氛」而感動的人都不會懷疑Gadamer的說法。
少講電話(乃至一切由此延伸變形而來的實踐活動),直接見面,始終是通往親密交流的不二法門,這,就是詮釋學首先能夠教導我們的。
剩下比較值得一提的大概就是Gadamer提醒我們,當代的「信息技術」也許會在不久的將來把書籍和報紙乃至人的接觸中能夠得到的教誨都變成多餘的(到那個時候像我這種人大概也不必繼續活下去了吧),這黯淡的遠景喚起了我們的鄉愁,那讓我們無可自抑地思念起那些「曾經改變了世界的談話巨人:孔夫子和釋迦牟尼,耶穌和蘇格拉底」。這是一個很狂野的宣稱,Gadamer的意思大概是說,軸心時代人類文明的驚人進展(世界規模的宗教與思想系統奠基),其實都是聊天聊出來的!而反觀我們,能聊出什麼來呢?
「妳上次那張照片看起來臉好小喔。」
「真的嗎那是我男朋友的三姨媽的孫子的同學的室友幫我拍的,
!#@$%^&*(|+_)(*&^%$#@!@#$%^&*()_|+_)(*&^%$#!@#$%^&*,矮牙反正我男朋友就是這樣,不管他了,我們來拍照。」
「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裡行乎哉?」
「為什麼要為衣服操心呢?看看野地的百合花怎樣生長吧!它們既不工作又不縫衣;可是我告訴你們,甚至像所羅門王那樣的榮華顯赫,他的衣飾也比不上一朵野花那樣的美麗。野地的花草今朝出現,明天枯萎,給扔在火爐裡焚燒,上帝還這樣打扮它們,他豈不更要賜衣服給你們嗎?你們的信心太小了!」
「他提議處我死刑,我會做出什麼提議呢,雅典人?當然我有義務提出建議,我應該付出或者得到的又應該是什麼呢?這個人一生都沒有學會偷懶,但是他也不在意別人都在追求的東西,什麼金錢,家庭財產,軍事頭銜,或者各種公眾場合的講演,他全都不曾在意,這個人的結果應該怎樣呢?意識到我這個人太老實,不可能過那種日子,我不去追求那些我不會讓任何人得益的方向,我選擇了我對每一個人最有益處的生活方式,我走這條路直到今天,我試圖說服你們所有人讓關注自己的生存,追求美德和智慧優先於追求其他任何東西,並且在看到城邦的利益之前先想到城邦,並且在你們做任何事情的時候遵循這些原則。對我這樣一個人應該怎樣判決呢?肯定是要給一些優待了,雅典人,如果你給他應得的報酬的話,而且這種好處應該是正好合適的。那麼對於貧窮而又對大眾做出了貢獻的人應該怎樣對待呢?他們需要閒暇來給你們以教化,這麼說來沒有比把我送進Prytaneum(古雅典的一個類似於養老機構的地方,公費贍養為國家做出過突出貢獻的人)更好的辦法了。雅典人阿,這個報酬給我比給那些取得過奧運會賽馬或者戰車冠軍的人們來講合適多了,不管他們的戰車是兩匹馬拉的還是很多, 因為我需要,而他們不需要,他們只是給你們幸福的假像,而我給你們的是真正的幸福,如果讓我公正的權衡我應得的懲罰,我覺得把我送到Prytaneum是最好的。」
「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降伏其心!所有一切眾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盤而滅度之。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實無眾生得滅度者。何以故?須菩提!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
唉…

接著,Gadamer轉而討論了另一種歷史悠久的溝通形式的衰退。「無談話能力並 非我們所知道的唯一的交往衰退現象。我們早已觀察到信件和通信的減少。十七和十八世紀愛寫洋洋萬言長信的人早已屬於過去的年代」。其結果是,「現代人們用信件彼此通訊(這即使在古代也是盡可能減少),盡可能局限於那些既不能使用語言的創造力,又不能使用心靈的感受力,也不能使用創造性的想像力,或許用電傳打字機可以幹得比羽毛筆更好這樣的事情」。換言之,我們因為不寫,所以再也收不到動人的信了。但寫信到底有些什麼優點,使得其淘汰應該被視為交往的「衰退」而非「進步」呢?這裏,身為一位高中時代起就熱愛寫信並樂此不疲的寫信狂,也許我能夠幫Gadamer解釋一下。或者也根本就不必解釋,因為他已經暗示我們:寫信的優點,正在於那其實是一種需要,或者說容許我們發揮「語言的創造力、心靈的感受力以及創造性的想像力」的溝通模式。理由很簡單,因為那是藉由書寫來溝通,而一切書寫的美妙之處,實際上於是當然都可以在寫信的時候體現出來。
記住,詮釋學鼓勵我們多寫信,而不是去塗鴉牆上塗鴉或甚至只是簡單按個讚就了事。那些事情太直接(immediate)了,而根據絕對唯心論,來得太直接的東西通常沒甚麼太大的價值,甚至,最多不過是個幻覺罷了。
那麼,做了上述比較之後,被凸顯出來的談話的哲學意義究竟是甚麼呢?根據Gadamer,德國浪漫主義的大師們相信柏拉圖式的對話模式具有某種「真理優勢」。「很容易看出這種優勢存在於何處。如果有兩個人相遇並彼此進行交流,那麼總是好像有兩個世界,兩種世界視角和兩種相對立的世界觀」。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大思想家的思想以其概念的嚴格性和他們所制定的理論試圖使其得以傳播的那種對一個世界的一種看法」。透過對話,柏拉圖所彰顯的真理原則是「話只有通過被他人接受並得到他人贊同才能得到驗證。思維的結果如果得不到另一個與他的思想同步的其他人的贊同,這種思維的結果就沒有說服力」。更進一步,即使不考慮嚴格意義上的思想與辯證,也就是,對話作為突破參與者自身觀點的限制,從而達到更高真理的手段,真正的對話、那樣的經驗本身就已經是哲學的了。這是因為「正如我們對世界的感性認識永遠是個人的感覺一樣,我們的欲望和利益也各不相同,而大家所共有的並且能夠把握大家所共有的東西的理性面對我們每個個性內在的盲目性卻顯得軟弱無力,因此,和其他人的談話,他的反對或贊同,他的理解或誤解都意味著我們個性的某種擴展,並且是對理性激勵我們去達到的可能的共同性的檢驗」。在此,我想我引用的段落裡的句子固然很長,但意思應該是淺白的,大家有點耐心最後總會看懂;我想藉此機會說點別的。首先,邱伯威,我完全同意,如果要爭取曝光率,讓我寫的東西的能見度提高,以便這些思考成果能擁有改變外在世界的影響力,那麼,你完全是對的,我等一下就應該去註冊一個facebook帳號。但是,除了對於《心之谷》那樣的世界的抒情的鄉愁(藍天、白雲、用在圖書館裡每一本書的借書卡上都留下自己名字的方法來引起心儀女孩的注意。或者你老姊說的,「那每天下午準時抱著書經過你窗下的女孩」之重量)以外,我想了很久,發現我的考量其實跟你完全不一樣。在我看來,你的考量比較接近Gadamer說的大思想家要傳播那「對一個世界的一種看法」的情況。但我沒有那麼偉大,也沒那麼有志氣。我也許沒有跟你講過的一個秘密是:我做哲學,從來不是因為我喜歡哲學;自始至終,我喜歡的都是「哲學家」,是厚顏無恥地要求城邦供養他的蘇格拉底、是第三批判裡說商人看見貨物落海憂傷得「假髮都白了」的康德、是抱著馬哭泣的尼采、是所學會裡對著學生侃侃而談的許小花、是沒有變成道德家之前的張BK、是發願要把《真理與方法》從頭到尾再讀一遍的長髮漢子。我喜歡講話,也許更甚於寫作。我喜歡交朋友,搞不好多於伏案閱讀。於是,我其實沒有那樣迫切地覺得要傳播自己的想法——我的傳道士角色與形象與其說是自我實現,不如說是被逼出來的(只是為了創造出有趣的談話夥伴)。我比較渴望的是,對我寫出來的東西,有人能夠以同等的熱情與篇幅(篇幅很重要)與我沒完沒了地扯下去。就此而言,facebook對我不會特別有利,因為要有這樣的人,我應該已經在部落格上或生活中遭遇到了;facebook甚至可能是有害的,因為就我所知道的、人們在上頭的互動模式,我在那裏大概只會遇到更多的「讚」或「有意思」之類無關痛癢的回應而已。其次,我們注意到,Gadamer聲稱,「談話是對個性的擴展」,這一點至關重要。我記得,許多年前,你老爹說過一句十分引人深思的話,大意是男子漢不能太性格,但要有個性,還是反過來我忘記了,但總之,這些年來我想了又想,總覺得這話只能是在表達一種區別,那就是在剛愎自用與堅守原則之間、在鐵齒與果敢之間的不同。麻煩的是,身為男人,我們大概都不得不同意,這很難拿捏,不是亞里士多德一句「依中道而行」的告誡就能解決的;而Gadamer的話在此不啻是一個極好的提示,告訴我們如何實踐後者而避免前者:方法很簡單,就是「談話」。因此,我們應該好好地去談話;而如果這個建議在已經討論了半年詮釋學的你耳中聽起來像一句廢話,那麼讓我這麼說:如果將談話的問題扣連上上述「成為男子漢」的定言令式,那麼在一切談話裡尤其應該被強調的就是「跟娘兒們談話」。注意,是「談話」,而不是給她們建議、解決她們的問題;不是說服她們相信或不相信某個命題、支持或反對某種立場,乃至遵照這樣的結論來採取行動。換言之,與Gadamer字面上對談話之哲學意義的說明剛好相反——跟女生談話,尤其是跟那親愛的、願意睡在你身旁的女生談話,我們首先要學會的就是把「真理」的概念放下。因為這些年來我付出慘烈的代價才學會的事情之一就是,女人並不是不在意真理,相反,在面對男人的時候,她們最擔心的事情之一基本上就是「上當」。但,女人心目中的真理跟我們所景仰的那個玩意很不一樣:對我們而言,真理與客觀性是分不開的,但對女人來說不是這樣;用一個很炫的詞來形容,她們的真理是「互為主體的」(intersubjective)。這就是為什麼如果你告訴一個女人,客觀上,為了自己的感情生活著想,她應該好好打扮一下,增加自己的吸引力;或客觀上,為了變得聰明一點,她應該多讀點書,少上點網,她或許會出於對你智性上的崇敬而點頭稱是,但你在行為上絕對看不見她(一個希望自己感情有著落或想要變聰明的女生)有任何改變。在概念上,她也許會同意在打扮與感情生活之間、聰明與閱讀之間的確有某種關係,但她對這樣的關係「沒有感覺」,就像一個沒學過物理的人對F=ma沒有感覺一樣,你搬出牛頓來壓他也沒用。她真能夠有感覺的——如果你告訴她要運動身體才會健康(媽媽說鼻子長才是漂亮)——是首先,你關心她;其次,你希望她漂亮。而如果她出於「信任你」(而不是信任客觀的真理)的緣故才接受了鼻子長,並且「為了你」(同樣不是為了客觀的真理,也就是你那些為她好的苦口婆心)的緣故而變漂亮,那麼,我們應該永遠記得,對女人而言,這些事情之所以為真,是你們一起「完成」的,而非「本來就是如此」。只有維根斯坦那種厭女的傢伙才會一度如此堅地不移地主張“The world is everything that is the case.”,相對地,女人都是天生的和解狂、天生的浪漫主義者、天生的絕對唯心論者(我相信這就是黑格爾能終結掉現代西方哲學偉大單身漢傳統的秘密,因為他是笛卡兒以降最偉大的「女哲學家」)——對她們來講,真理永遠是在主體之間被創造出來的。遺憾的只是,她們的格局通常都太小,最終創造出來的往往不過就是一個甜蜜的房間而已。
所以,把《理性與感性》排入你的閱讀書單裡吧。你跟漢子都有一件事情讓我很在意,那就是我很少聽見你們提到任何女作家。而我希望我上述漫長的離題至少成功論證了一件事情:詮釋學強烈支持我們閱讀Jane Austen,以真理,和男子漢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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