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奮鬥

我想我可以大方地承認：寫詩超過十五年，有了一點點自己的詩學之後，大部分年輕時讓我覺得焦慮不已的作者，現在看起來都沒有那麼令人敬畏了。不過，最近我遇到了一個例外。
重新在昆德拉的小說美學史裡頭反覆遊走了一陣子，再加上想要給自己一個理由趕快去買Bruno Schulz的新譯本所以快馬加鞭地讀完《鱷魚街》之後，我覺得有一點點煩躁。因為同時閱讀昆德拉與舒茲，身為詩人，你會被迫去追問自己這個問題：「到底還有什麼，是散文所做不到的」？
當然，是詩。可是詩是什麼呢？
讓我們看一段舒茲：

「廣場上一片空曠，因為燥熱而泛黃。上面的灰塵都被炎熱的風吹跑了，看起來像是《聖經》裡的沙漠。多刺的金合歡從廣場黃色的空洞中長出來，活力十足地搖晃明亮的葉片。它一叢一叢的綠葉就像是高貴、雕刻精細的細絲工藝品，讓人覺得這些樹木好像是從古老的哥布林掛毯上割下來的一樣。看著它們，你會有一種錯覺：不是風吹動樹木，而是樹引起了風。它們戲劇性地晃動自己的樹冠，於是能浮誇又豪華地彎曲，同時展現它們巧奪天工、有著銀色裡層的葉片，就像是銀狐高雅的皮毛。被風磨得光可鑑人的老房子染上了偉大的氣氛，充滿了四散在彩色晴天深處的回音，以及顏色的回憶。彷彿，這一整個世代的夏日正把這些房子虛偽的釉彩敲落——就像極富耐心的灰泥師傅把發霉的灰泥從房屋的立面刮落——並且一天一天地挖掘出房子更清楚的真正面貌，以及那些從內部塑造它的、命運及生活的容顏。現在那些被空洞廣場上的白光弄瞎的窗戶正在沉睡。陽臺向天空告解它們的空洞，敞開的玄關聞起來有陰涼和酒的味道。」 ——〈八月〉，《鱷魚街》。

這是什麼東西？當然，小說家們一定都急著展開這場搶人大戰，興高采烈地宣稱這是「小說」。實際上也無不可，如果諸如此類的優美描寫被散布在小說裡，做為情節推進、人物刻劃之餘的點綴。我們甚至歡迎這樣的段落句子，歡迎小說家偶爾不務正業，侵入詩人的地盤，用散文來搶我們的飯碗。問題是，當我們發現，這些所謂的「小說」裡，幾乎只剩下這樣的成分，換言之，當小說家其他的東西，什麼人物、情節、分析與評論通通都不管了，一心一意只用力在雕琢他的語言，讓這個語言以最濃稠的型態不斷增生、延展，直到想像力與感官的極限，那麼，問題就不只是飯碗而已。問題是文類——像舒茲這類越界的作者，佐以昆德拉反抒情的美學理論，威脅到的是詩存在的正當性。尤其是抒情詩，我唯一會寫的那種詩。
在這個意義上，我赫然發現，自己前幾天剛寫出來的〈巴洛克〉是我對這個問題的回應。但好笑的是，儘管我回應了，也在適度的自信範圍內相信這回應應該還算說得過去，還可以；但說真的，我其實並不知道我到底回應了什麼。我做了什麼事，將自己與舒茲劃分了開來？我究竟讓我的詩承載了什麼，是我相信散文所不足以負荷的，即便是舒茲那樣，詩意到不可思議的散文？

可惜我唯一能夠討論這個問題的朋友正在努力成為科技業鉅子，所以，直到我拿一把鋸子把他從他的辦公桌鋸下來之前，也只能繼續自己摸索了。
然後信不信隨你，不過我是來幫林蔚昀打書的。她是全世界最有誠意的譯者。給她拍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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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分享自己的動態是一種非常之北爛兼腦殘的行為；其北爛與腦殘的程度，大約就跟在動態裡tag自己或講出「我正在說一句謊話」這種句子相去不遠了。不過我還是決定要這麼做，因為剛剛哈草的時候，我忽然發現自己想出了快四個月之前這個問題的解答。
散文的極限為何？或者讓我們這樣問：不要再問「什麼是散文所做不到的」，而是換個問法，去問「什麼是散文為了成為自身，無法不去做的，因為一旦不這樣做了，那就再也不是散文了」？
我發現這是一個好得多的問題，因為無論是羅蘭巴特還是賈克‧洪席耶，都似乎對我們所知的「散文」不抱太大的好感。為什麼呢？正是為了那「散文為了成為自身而無法不去做的」，為了散文的「必要之惡」。而詩，如果即使至今，仍足以做為文學的最高價值之代表者，似乎正意味著那必要之惡原可以不存在，文學，歸根結柢，仍有著迴避散文的需要與可能。所以，如果要跟這些讓散文顯得無所不能的魔術師們劃清界線，在昆德拉的反抒情攻擊之下維護住抒情詩的領地，那麼，只要搞清楚這個必要之惡究竟是什麼，然後在寫作詩歌的時候，避開它、轉化它、嘲弄它甚至試圖與之嬉戲調情，那麼，詩就有了出路，抒情詩就依然是可能的。
那是什麼呢？所以，什麼是散文的必要之惡？羅蘭巴特說，那是一種語言的「法西斯主義」；而洪席耶說，那是將「革命事件的歷史哲學，理性化成革命的歷史哲學，使得革命的歷史之中不再具有革命，而只有革命成果的分配」（借用《歷史之名》裡的〈翻譯緣起〉的說法）。簡言之，那是分配、佈署、命名與劃界，一種貫穿了美學、政治哲學、倫理學、本體論乃至知識論的向權力之意志的展演與操作。那是開顯一些、隱藏一些，或者，用楊牧的說法，「我相信一些╱懷疑一些」。那是說出故事，即使沒有情節、沒有人物、沒有動作。那是在時間之中，用取代了事物的語詞為線索、為星辰，無可抗拒地編織出一個宇宙。
散文必須指涉時間，必須敘事，這就是散文所無法不去做的。
而出路是什麼呢？
出路，就在楊牧的下一句詩裡：「假使情況許可我猶豫」。是的，猶豫，乃至由此而被懸置的時間、被擱置的敘事，乃至一切被暫停的分配佈署命名與劃界。詩人猶豫，因為他對原本的故事生出了質疑，在原本的「興」、「觀」、「群」之後，生出了「怨」；因為他懷疑整體（Totality）的可能性，而嚮往著無限（Infinity）；因為他深深明白視域之難以融合（the inaccessibility of the Fusion of Horizon），而產生了延異（La différance）的深情需求；因為他重新設定了他的筆記型電腦，發現一切說過的、想過的、寫過的，原都可以不算數。
猶豫。震盪。晃動。那甚至不是如宇文所安在《迷樓》裡所勾勒的、以慾望為經緯的逃逸路線。畢竟，慾望歸根結柢，也總是一則故事，是拉岡相信分析最後我們所能抵達、並且必須被超越的東西（the traverse of the Fundamental Fantasy）。而是無時間的（a-temporal）、非心理學的（non-psychological）、純粹幾何空間的調度與安排。猶豫，然後在轉瞬即逝的剎那，流瀉出整部《追憶逝水年華》那頭尾交合的完整結構，或《倫理學》裡那唯一實體對自身的純粹直觀。
那就是詩，與革命。詩的革命。或革命的詩。此一召喚說穿了無他，要求吾人試圖去停止時間罷了。
於是，以上。有詩為證——這就是我在〈巴洛克〉裡所做的——而在反思之後我只是發現：毫無疑問，我最好的那些詩裡，時間一概是不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