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奮鬥

《想像的共同體》第五章〈舊語言，新模型〉

        本章處理的是繼美洲的民族運動而起的歐洲民族主義。在這一波的發展當中，作者歸納出了兩個歐洲民族主義的特徵，第一，在這些民族主義當中，「民族的印刷語言」都具有無比的意識形態與政治的重要性；第二，這些民族主義都握有一個前此缺乏的資源，即得以參照遠方的——以及在法國大革命的騷動之後，不那麼遠的——先行者所提供的可見的模式而行動，這使得歐洲的「民族」打一開始就帶著強烈的自覺性格。以下將對這兩點分而述之。

        就語言的部分，作者相信「民族語言」的夢想，可以上溯到起源於從十四世紀就已開始的歐洲世界之深刻的時間與空間的縮小，而此一時空上的縮小最初導因於人文主義者之發掘古典作品。人文主義者精準地重現了歐洲的「古代」，使之不再有可能與「現代」相混淆，從而製造出了在時間縱軸上具有獨立意義的「現代歐洲」。更進一步，起自十六世紀，歐洲「發現了」前此只能風聞的偉大文明，如中國、日本、東南亞、與印度次大陸，或者是全然陌生者如，墨西哥的阿茲特克文明與秘魯的印加文明。所有這一切都構成了對歐洲中心思維方式的挑戰，作家們的視野移向了當代的非歐洲社會，藉此描繪心目中的烏托邦，或寄託他們對本身社會的批判。諸如此類的活動改變了歐洲人對語言的觀念，如今，出於實際的需要，歐洲人必須去理解異己者的語言，這促成了語言學的比較研究之興起。在此情況下，對歐洲人自己來說古老的神聖語言——拉丁文、希臘文、和希伯來文——被迫要在平等的本體論立足點上與一大群駁雜的庶民方言的競爭對手混處一室，隨之而來的，即是十九世紀，方言化的辭典編纂者、文法學家、和文學家的黃金時代。

        接著，作者便開始為我們逐一列舉這類活動的詳細情形。十八世紀中期開始，首先出現了全面而完整的希臘文學術體系；而到了十八世紀末，羅馬尼亞的文法、辭典和歷史書籍也出現了，接著是俄語與捷克語。其他的例子還包括匈牙利文，十九世紀以後的斯洛維尼亞語、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保加利亞語和烏克蘭語。在北歐，芬蘭語和挪威語從十九世紀開始標準化。最後則是荷蘭語以及擴及中東地區的阿拉伯文和土耳其文。重點在於，所有這些有關民族語言的學術或半學術活動都在印刷市場的運作下進行，因而離不開印刷產品的消費者，也就是閱讀者。作者告訴我們，如今這些閱讀階級的成員，除了貴族和地主仕紳，廷臣與教士等就統治階級之外，還包括了平民出身的下級官吏，專業人士，以及商業和工業資產階級等新興的中間階層。這些閱讀者所以重要，是因為前此政治上的凝聚力並非來自共同的語言文化，而更多是訴諸血緣與效忠，換言之，必須等到這批為數龐大的讀者出現以後，語言文化對於新的共同體單位「民族」的凝聚作用才得以顯現出來，透過印刷語言，他們確實逐漸能在心中大體想像出數以千計和他們自己一樣的人。到此，剩下的問題則是，上述圖像基本上比較是一個理想化了的概念模型，針對印刷語言的消費，作者強調這種組合的顧客群從來沒有在任何地方完整地出現過。這是因為，印刷語言的發展與分佈還涉及了不同族群之間權力分配的問題。對英國或法國這樣的國家而言，國家語言與民眾使用的語言到了十九世紀時原本就已經達到了比較高的重合程度，因此較無方言間的競爭問題，但在仍舊保持著多語言狀態的帝國或國家當中，任何一個新興的方言勢力若得到強化，都必然會對已經在使用那個印刷語言的臣民極端有利，而因此也就會在不使用那個語言的臣民眼中顯得具有威脅性。於是，我們會看見，比如說，捍衛匈牙利語的是下層貴族與地主仕紳階層而非所謂的「資產階級」。不過，歸根結柢，作者仍舊為我們歸納出了一個典型的組合，也就是一個由下層仕紳、學者、專業人士，和商人所組成的聯盟，在其中，第一種人通常擔任具有「地位」的領導者，第二種和第三種人負責創造神話，詩歌，報紙，和意識形態，而最後一種人則提供金錢與各種行銷設施。這樣的讀者聯盟在歐洲各地或許隨著當地客觀條件的差別，而有著如光譜般的不同成分比重，但基本上，這就是民族語言，乃至「民族」本身，在歐洲蓬勃發展的基礎。

        另外，在歐洲的印刷語言所記錄與傳播的「內容」裡，有一個重大的主題對民族主義來說是不可忽略的，那就是化為文字形式的法國大革命以及早於歐洲的美洲民族革命經驗。作者認為，法國大革命的經驗被數以百萬計的印刷出來的字塑造成一個印在紙頁上的「概念」，而且，當時機一到，再變成了一個模式。同樣地，南北美洲的獨立運動一旦成為印刷出版的主題，就變成了「概念」，模式，還有名符其實的「藍圖」了。這種挪用的一個有效證據在於，事實上許多伴隨上述事件發生的歷史事實，都因為不合於歐洲人透過印刷品而得到強化的「概念」，而被人們逐漸捨棄或淡忘了。因此，民族運動或革命，成為某種有其標準可循的事業，這些標準有些是理念上的，如民族主義直接的訴求對象乃是不分階級的全體民族成員；有些則是政策上的，比如廢除農奴制、群眾教育等等。在這個意義上，歐洲的民族主義事實上可說是一種高度仰賴早期革命歷史的「盜版」，並依照其指引而一步步發展起來的。

        當民族主義的議題落入了歐洲的範圍以後，在當代台灣的學術文化脈絡之下，我們的討論無疑地可以取得更多思考資源。有別於出版市場上有關北美乃至於拉丁美洲相對貧乏的研究書籍出版量，以歐洲為對象的研究可說依舊是目前中文出版界歷史領域的主流之一。舉個例子來說，在我手邊就有一本主要集中於探討歐洲經驗的書，它的書名叫做《民族與民族主義》，作者乃大名鼎鼎的霍布斯邦。

        不過，更豐富的參考資源並不意味著我們的任務變輕鬆了。剛好相反，在參考了這本閱讀上的難度較諸《想像的共同體》有過之而無不及的著作之後，我很驚訝地發現，面對大致相同的歷史時段甚至現象，不同的詮釋角度，居然可以得出在我看來近乎是南轅北轍的論點。眾所周知，霍布斯邦是英國馬克斯主義歷史學的重鎮。而在歷史研究中側重馬克斯的理論，必然使得史家對於歷史發展過程裡的物質條件乃至社會結構基礎格外關注。這導致了史學的研究與書寫當中一種所謂的「由下而上的視角」，也就是說，史學不能僅只於探討菁英份子的活動，而應該同時兼顧到無名大眾在歷史上扮演的角色。然而，這樣的關照角度並非任何人天生就具備的能力，絕大多數的人終其一生可能都不會有意識地去思考自身的階級立場。因此，表現於史學領域裡，一個忽視了馬克斯主義理論之提示的史家很可能便無法自覺其歷史寫作當中所隱含的階級觀點，從而落入了馬克斯主義史家所稱的「資產階級史學」的窠臼當中。

        當然，在此我無意為安德森的論述貼上這樣的標籤。不過，從這個角度去進一步思考的確足以提醒我們一些原本不曾注意到的問題。在安德森對於民族主義的整套論述裡，本章的內容被明確地界定為所謂的「群眾民族主義」階段。但，我們或許可以先問一個至為關鍵的問題：安德森所說的”群眾”究竟是誰？換言之，本章的主角究竟是些什麼人？幸運的是，安德森清晰精準的寫作風格使得他自己直接把答案告訴了我們：在他的論述脈絡裡，十九世紀前半的群眾民族主義既然高度依賴著印刷語言的發展，那麼，這一波民族主義的主角必然是那些擁有閱讀、甚至寫作能力的人——毫無疑問，也就是他所說的那個「由下層仕紳、學者、專業人士與商人組成的團體」。於是，當我們試著使用那種「由下而上」的思考方式，便會看出，在”群眾”的集合名詞之下，安德森這裡其實只處理了其中的一小部分。我們可以繼續追問的是，那麼，那些農民們呢？工人呢？或者，當群眾的定義只被侷限於一部份擁有足夠的資源與能力而得以注意到印刷語言問題的人，我們又該如何去稱呼那些依舊佔歐洲人口大多數，卻還沒有識字能力的人；更進一步，回到本章論題的核心，如果確有一種所謂的「群眾民族主義」，前面所提及的那些在安德森的論述當中基本上被消音的人們，他們對於民族又抱持著什麼樣的想法或感受呢？ 

        當然，回到出發點，安德森所以集中他的注意力在所謂「群眾」裡頭的某些特定部分，主要的原因，來自他對於印刷語言在民族主義的形構過程當中重要性的評價。然而，根據霍布斯邦所揭示的歷史圖像，即使是這一點，依舊有再商榷的餘地。在霍布斯邦看來，的的確確在群眾對民族的想像之中發揮作用的，乃是他所謂的「民族主義原型」，這個概念有兩個層面，其一是指一種超地域的認同，另外，則是指少數特定團體的政治關係和詞彙。關鍵的差別在於，在種種民族主義原型的形式裡，對印刷語言的強調非但不是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反而更接近這些民族主義原型進一步引發的效應。換言之，霍布斯邦相信，有別於知識份子對語言的執著，更容易使得市井小民在最初發展出共同體認同的動力，乃是來自一些更為傳統的元素。歸根結柢，得以構成民族主義原型的，是諸如作為宗教的關鍵成分之一的「神聖圖像」概念、或者依附於帝國或王國之上的那種「對某個既成政體的認同感」這一類的情感或感受，而或許是以這些認同為基礎，才產生出了那種追求民族語言的需求。於是，有別於安德森將民族主義視為某種新穎的共同體意識之設想，霍布斯邦給出了民族主義與各式行之久遠的傳統之聯繫，將其描述為由過往一脈相承發展而來的事物。乍看之下，後一種思考似乎會更對那些接受過正式史學訓練者的胃口，而事實上，我個人在思考之後也的確暫時較傾向後者的立場。

        那是一種什麼樣的立場呢？或許，姑且讓我這樣說吧：正是在理論與概念不得不保持沈默之處，歷史將開口訴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