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奮鬥

「從前從前有一隻妖怪腦太婆。她的眼睛瞎了，可是很有智慧。」還是那是個妖怪腦公公呢？一位導師，搞不好。 或著是個說唱人，安撫著靜不下來的孩子。我在許多不同的文化裡都聽過這個故事流傳，或幾乎一模一樣的故事。

「從前從前，有個老女人。眼盲。充滿智慧。」

在我所熟知的版本裡，這個女人是奴隸的女兒，黑皮膚，美國人，獨自住在小鎮外一間小房子裡。她智慧的名聲無人可匹敵，毫無疑問。在她的族人之間，她既是律法，也超越了律法。人們賦予她的榮譽與對她的敬畏超出了鄰近的範圍，直達好遠好遠的地方；甚至直達城市，在那裡，鄉下的先知只是茶餘飯後的消遣話題罷了。

有一天，一群年輕人來找這個女人，決心要證明她的靈視能力是假的，要揭穿他們心目中這個騙子。他們的計畫很簡單：走進她的房子，然後問她一個答案取決於她和他們之間的差別的問題，而他們相信這個差別是一種深刻的無能：她是瞎的。於是，他們站在她面前，其中之一開口說，「老妹，我手裡有一隻鳥。告訴我牠是死是活。」

她並不回答，所以問題重複了一次。「我手裡的鳥是死是活？」

她還是不回答。她瞎了，連這些來拜訪她的人都看不見，更別說他們他們手裡的東西了。她不知道他們的膚色、性別或出身。她唯一知道的，是他們的動機。

老女人沉默了很久，年輕人們開始笑不出來了。

最後她開口了，她的聲音溫和但堅定。「我不知道你手裡握著的那隻鳥是死還是活，但我知道的是，那取決於你。牠是在你的手裡。」

她的回答的意思是：如果牠是死的，要嘛你找到牠的時候就是這樣了，要嘛是你殺了牠。而就算牠是活著的，你還是可以殺了牠。無論牠能不能繼續活下去，都是你決定的。無論是什麼樣的情況，那都是你的責任。

年輕人們因此受到了譴責，因為他們炫耀他們的權力，並且嘲笑她的軟弱無力，有人告訴他們他們應該負起責任，不只是為了嘲弄，還有那用來達成他們的目的而犧牲的小小生命。盲眼的女人把注意的焦點，從權力的宣示，轉向施行那樣的權力的工具上頭了。

我總是很喜歡推敲那隻在手裡的小小鳥兒指的究竟是什麼（除了牠本身脆弱的身軀之外），現在尤其如此，當我思考著我的工作，正如我一直都會做的，是怎麼把我帶到這個場合來的。因此我決定要把那隻鳥兒解讀成語言，而那個女人，是名嫻熟於寫作的作家。她憂慮著她用來作夢的、從出生就賦予她的那門語言，會遭受什麼樣的處置，為什麼東西服務，會不會為了窮凶極惡的目的，從她身邊被奪去了。身為作家，她把語言想成既是一個系統，也是個人們可以控制的生物，但最主要的，是想成一種動能——猶如某種會造成後果的行動。所以，孩子們問她的那個問題：「它是活，是死？」並非不切實際的，因為她認為語言的確會死，會被抹煞；毫無疑問身陷險境，只有靠著無與倫比的意志努力才得以拯救。她相信，假如她的訪客們手裡的鳥兒死去了，這些監管者得負起責任。對她來說，一門死去的語言並不只是沒有人說了，或沒有人寫了，它就是那種以自身之癱瘓為榮、僵固了的語言。就像國家至上主義者的語言，既受箝制也箝制著其他言論。魯莽地遂行其警察職責，這樣的語言別無其他的慾望或目標，只想要無法無天地繼續維持自己麻木不仁的自戀，自己的排外性與宰制。無論如何地奄奄一息，它仍然有效，因為它能夠有效地挫傷智性，禁錮良知，壓制一切人類潛能。它不受質詢，無法形塑或容忍新的觀念或任何其他想法，說出其他的故事，填補惱人的沉默。打造來批准無知並且維護特權的官方語言，是一套戰甲，熠熠生輝，好不嚇人，是一副騎士早已揚長而去的空殼子。但是它就在那兒：喑啞、兇殘、多愁善感。在學童的心目中激發崇敬，為暴君開脫，在公眾間喚起對安居樂業、和諧融洽的虛偽回憶。

她深信，當語言死去，出於輕忽、濫用、漠然、不受敬重，或是被強制的規矩殺害，那麼不僅僅是她自己，所有的使用者與製造者都得對此消亡給出一個交代。在她的國家，孩子們苦苦隱忍不發，改用子彈來再三重複無言以對之聲，既殘缺也使人殘缺的語言之聲，大人們已然捨棄不再用於汲取意義、提供指引、表達情愛的語言之聲。但她知道咬舌自盡不只是孩子們的選擇。在幼稚的國家首腦與權力交易者之間這同樣稀鬆平常，他們空洞的語言使其再也難以觸及僅存的人性本能，因為他們只對那些乖乖聽話的人說話，或者，只為強迫聽話而說。

對語言的系統性劫掠可以從一個趨勢裡看出來，使用者們拋棄了語言那些精細、複雜而有助於創生的質地，以威脅恫嚇與屈從抑制取而代之。壓迫性的語言不只是為暴力代言而已；那就是暴力本身；那也不只是表明了知識之侷限；那直接侷限了知識。無論說的是蒙昧的國家語言還是無腦的虛假媒體語言；無論是自負然而僵化的學院語言還是被銷售商品所驅動的科學研究的語言；無論是無良法律那充滿惡意的語言，或者是被設計來陷少數人於不安、種族主義的笑裡藏刀的語言——這語言都同樣必須遭到拒斥、受到改變，並且暴露出來。這是吸血維生的語言，舐食傷處，在可敬的忠君愛國的裙裾底下藏著一雙法西斯的靴子，不眠不休地朝著底線和最下等的心智前進。性別主義的語言、種族主義的語言、唯一真神的語言——所有這些都是典型的主人使用的治安語言，既無能也不容許新的知識產生，或是鼓勵不同觀念之間的交流。

老女人的心裡很清楚，沒有任何智識的傭兵，任何貪得無饜的獨夫、受雇的政客或煽動家，任何假冒的記者會被她的想法說服。總是會有、永遠會有狂熱的語言讓公民們彼此武裝；在商場、法庭、郵局、遊樂場、臥室與街上互相殘殺；激動人心的、紀念性質的語言會遮掩住一切不必要的死亡之徒勞與憾恨。會有更多的外交辭令來鼓勵強暴、刑求與刺殺。會有更多充滿誘惑的、變形扭曲的語言來掐住女性的脖子，用她們自己那些難以啟齒的、太超過的語詞塞滿她們的喉嚨，像那些養來生產鵝肝的肥鵝；會有更多監控的語言喬裝成研究；政治和歷史的語言被算計來讓成千上萬人們遭受的痛苦無法發聲；美化的語言用來撩撥那些對現實不滿、受剝奪的人，以便他們去攻擊他們的鄰人；傲慢的偽經驗性的語言，炮製來把擁有創造力的人鎖進次等而無望的牢籠裡。

在所有的雄辯、光彩奪目、學術聯盟之下，無論多麼動人或誘人，這語言的心臟正在衰退，或很可能，根本已經不跳了——如果那隻鳥兒已經死去的話。

她想著，任何一門學問的智性發展的歷史會變成什麼樣子，如果這門學問不會堅持或被迫，浪費時間和生命於代言宰制、成為統治的理性化幫兇——也就是那種致命的排他性論述，阻擋著排除者與受排除者任何一方得以被認識的機會。

巴別塔的故事的傳統智慧教訓說，崩塌是件不幸的事。這教訓也說是出於分心他顧，或太多語言的重量才壓垮了建築失敗的塔。這教訓還說獨一的語言原本能夠促成建造，帶人直抵天堂。誰的天堂呢，她想？什麼樣的天堂？或許，樂園會來得太早了一點，太匆促了一點，如果沒人有時間去理解其他的語言，其他的觀點，其他敘事的時期。而如果他們能夠這麼做，他們想望的天常很可能已經在他們的腳邊建成了。複雜、艱難，沒錯，但這個觀點把天堂視為生命，而不是來生。

她也不願留給她年輕的拜訪者們這樣的印象，好像應該要迫使語言活下去，只是為了讓語言活著。語言的生命力在於描繪其言說者、閱讀者、寫作者們實際上、想像出來或可能之生活的能力。即便那姿勢的鎮定平穩偶爾有賴於移置經驗，卻從來取代不了經驗。那是一道伸向意義可能所在之處的弧。當一位美國總統思及他的國家已經成了墳場，並且說出「這世界幾乎不會注意到，也不會記住太久，我們在這裡說的事情。但這世界永遠不會忘記他們在這裡所做的」，他簡單的話語帶著護持生命的性質而讓人振奮，因為這些話拒絕輕易總結在災難性的種族戰爭當中逝去的六十萬人的現實。拒絕立紀念碑，鄙視「蓋棺論定」、精確的「總體而言」，他的話語承認它們「無力置喙」，標誌出對其哀悼的生命之不可把握，始終保有一份敬意。打動了她的就是這份敬意，承認語言，絕對不能一勞永逸地達於生命本身。它也不該如此。語言永遠無法「確認」奴役、種族屠殺、戰爭。它也不該汲汲於能夠這麼做的傲慢。語言的力量、語言之得體巧妙就在於它搆得著那些不可說的。

無論偉大或渺小，隱匿、爆發或是拒絕奉任何事物為神聖；無論它開懷大笑或者是一聲沒有文字的哭喊，是選出的字眼，是擇取的沉默，不受煩擾的語言會湧向知識，而非其毀滅。但誰不知道，文學被禁是因為它會詢問；蒙受恥辱因為它是批判性的；被消滅因為它如此不同？多少人會被自毀的如簧巧舌激怒呢？

文字工作是崇高的，她想，因為那是創生；它創造了足以在我們之間招致差異的意義，我們的人性化的差異——我們與其它生命不同的方式。

我們會死。那可能就是生命的意義。但我們做著語言。那就足以用來衡量我們的生命了。

「從前從前，......」訪客問了老女人一個問題。他們是誰，這些孩子？他們從這場邂逅裡得出了什麼？他們在那最後一句話裡聽見了什麼：「那隻小鳥是在你的手裡」？這是個傾身朝向可能性，還是個上了閂的句子？也許孩子們聽見的是「干我屁事。我又老、又黑、又瞎、又是個女的。我現在擁有的全部智慧就是明白我幫不了你們。語言的未來是你們的。」

他們站在那裡。萬一他們手裡其實什麼都沒有呢？萬一這場拜訪只是個幌子，是個要逼人開口對他們說話的把戲，要人認真對待他們，因為以前從沒有人願意如此？一個打斷的機會，冒犯一下大人的世界，有關他們的各種狗屁倒灶說法，號稱是為了他們，可是從不真正面對他們？他們拿最迫切的問題來孤注一擲，包括這個：「我們握著的鳥是死是活？」也許問題的意思是：「誰能告訴我們什麼是生？什麼又是死？」根本不是什麼把戲；一點都不愚蠢。一個值得智者認真以對的直接問題。一個老人。而如果連一個又老又有智慧的人，活過了生而且面對過死，都不能為他們描述其中任何之一，還有誰能？

但是她才鼻要咧；她守著她的秘密；她自己那些美妙的想法；她那些靈智的看法；她無所允諾的技藝。她保持距離，強化這樣距離，並且撤回（不是撒喔孩子們）孤立的獨一性裡，回到她那絕頂聰明的、享有特權的空間中。

啥都沒有，在她宣告交接之後一句話都沒有。深深的沉默，比她已經說出的字句所具有的意義還要深。這沉默打著寒顫，而孩子們，生氣了，只好用隨機應變的語言來把沉默填滿。

「講不下去了，」他們問她，「妳連個可以幫我們突破妳那些失敗總彙編的屁都放不出來了？靠著妳才剛給我們的，根本不算是教育的教育因為我們除了注意妳都說了些什麼也同樣注意妳幹了些什麼？所以我們都眼睜睜地看著妳在智慧與慷慨之間豎起了一道柵欄，妳這小氣巴拉死妖怪腦太婆？」

「我們手裡根本就沒有小鳥，無論是死是活。我們只有妳，以及我們的重大疑問。我們手上的虛無是妳無法承受，無法思考，甚至連猜都猜不了的嗎？妳難道不記得自己年輕過，在語言仍是魔術而不必有意義的時候？在妳能夠訴說的那些，都無法確切意指的時候？在所有不可見的就是想像力要奮力去看見的那時候？在疑問與對解答的要求同時燃燒，如此熾熱明亮，以致於妳氣得發抖，氣自己為什如此無知的時候？

我們必須用一場像妳這樣的英雄與英雌們打過，而且慘敗的戰役來開始我們的意識嗎，你們除了自己想像出來的東西之外什麼都沒有留在我們手裡？妳的回答很妙，但是妙得讓我們很囧，妳也應該囧很大。妳的回答一點都不莊重，只是在自嗨。那個答案就像鄉土劇的劇情一樣完全沒道理，假如我們手上根本沒有東西的話。

妳為什麼不伸出手來，用妳柔軟的指頭碰碰我們，不要急著說教，急著上課，直到妳認識了我們？妳有這麼瞧不起我們的把戲，我們的動作模式，以至於看不出我們正為了要怎麼引起妳注意而煩惱嗎？我們很嫩。根本還沒熟。在我們至今一整個短暫的人生裡都在聽別人說要我們負起責任。那到底是三小意思，在這個根本就是一場災難的世界裡；在這鳥地方，就像一位詩人說的，「沒有東西需要被曝光出來，因為它自己就已經夠不要臉了。」我們繼承的只有侮辱。妳想要我們也有妳那雙老耄的、視茫茫的眼睛，只看得見殘酷與平庸。妳覺得我們有這麼蠢，會一而再、再而三地去為虛假的國族意識形態作偽證？妳怎麼有膽子跟我們提到職責，當我們整個下半身都浸在妳的過去所留下的毒素裡？

妳把我們當成了雜碎，也把那隻不在我們手裡的鳥兒當成了雜碎。難道我們的生活就沒有任何脈絡可循嗎？難道我們就沒有歌曲，沒有文學，沒有富含維生素的詩歌，沒有歷史，與妳能夠穿越的經驗相連，以便幫我們變得強壯？妳是大人耶。妳才是那個老的，那個聰明的。不要再老想著妳自己的面子。想想我們的生活然後跟我們說說妳那個獨一無二的世界。編個故事給我們聽。敘事是激進的，就在敘事被創造出來的當下，它也創造了我們。我們不會怪妳的，假如妳超出了妳能夠把握的範圍；假如愛就這樣點燃了妳的語詞以至於它們燒成了熊熊火焰，直到灰飛煙滅。或者，假如，憑著外科醫生的雙手般的緘默與節制，妳的語詞只是縫合了那些可能會流血的部位。我們知道妳永遠沒有辦法真正做到這件事——一勞永逸地。只有熱情是不夠的；只有技巧也是一樣。但試試看吧。為了我們，也為了妳自己，忘了妳在街頭的名聲；告訴我們，對妳來說這個世界是什麼樣子，在暗處，在光裡。別告訴我們要相信什麼，要懼怕什麼。讓我們看看信念那寬大的裙子，還有可以拆開恐懼之帽網的針腳在哪裡。妳這個妖怪腦太婆，帶著眼盲的祝福，明明就有能力說出這樣的語言，這語言能夠告訴我們只有語言能夠做到的事：如何不用圖像來觀看。只有語言能夠保護我們免於恐懼那些沒有名字的東西。只有語言是真正的沉思。

告訴我們當個女人是怎麼回事，這樣我們才知道要怎麼當個男人。是什麼在邊緣移動。在此地無家可歸是什麼樣子。遠離妳認識的人，漂泊無根。住在無法容忍妳的城鎮之邊緣又是如何。

對我們說說那些在復活節從海岸掉頭遠去的船隻，遺落在田野裡的胎座。對我們說說載運奴隸的貨車，他們的歌聲多麼輕柔，分不出是他們在呼吸，還是雪花在飄落。他們是怎麼從身邊的人聳肩的方式知道下一站就是他們的最後。他們是如何，用性愛時宛如在禱告的雙手，感受到熱，接著是太陽。揚起他們的臉，彷彿它就在那兒，任人取用。他們停在一間客棧。駕車的人跟同伴帶著燈進去了，留他們在黑暗中哼哼唧唧。馬兒的空虛冒著蒸氣鑽進牠蹄子底下的雪地裡，融雪的嘶嘶聲讓凍壞了的奴隸們羨慕極了。」

孩子們說完之後，又安靜下來了，直到女人打破沉默。

「終於，」她說，「現在我相信你們了。我把那隻不在你們手裡的鳥兒託付給你們，因為你們真的已經抓到牠了。你看。牠多麼可愛，這個我們做出來的東西——我們一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