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奮鬥

一個黑格爾主義的幽靈在政治社會思想的大陸上徘徊……

那是個什麼樣的幽靈呢？當黑格爾作出類似「意識的基本活動就是否定」、「意識的真理就是自我意識」、「自我意識唯一的對象就是另一個自我意識」等斷言，將這一系列的斷言連綴為一個漫長的、連續不斷的論證（或者用他在《精神現象學》裡喜歡的說法，一個完整的描述）——乃至接下來我們都耳熟能詳的那個神話：爭取承認、生死鬥爭、主奴辯證——並且或多或少以這幅儘管不太令人舒服、卻極其生動的圖像說服了我們，他教會了現代世界一件事：敵人，無論其最後的下場如何，無論其最後是否如他所預言的，勢必被捲入否定之否定的辯證運動，變成絕對精神自我實現的一部分環節，其存在，對從意識進展到自我意識乃至精神的發展過程，乃是絕對必要的。這主要是因為，一旦沒有了敵人，沒有了那不僅僅只是具有「差異」，而且這差異劇烈到足以產生「對立」，從而引發「否定」者，意識的活動便根本就沒有著力之處，而只能夠永無止盡地自陷於同一性那種抽象的虛無之中。對於這樣的虛無，黑格爾給出過一個著名的比喻：「在黑夜裡，所有黑色的牛看起來都是黑色的」。因此，你無法分辨是哪一頭牛睡著了，正在發出低鳴的鼾聲。而這個時候，如果我們在這個場景裡，丟進一隻飢餓的獅子，那麼，所有的牛都將會醒來。他們或者四散逃逸、或者竟有可能團結起來，合力對抗這個具有威脅性的、想要否定牠們的外來者。但總之，無論如何，獅子與牛在黑夜裡相安無事地共處而眠的靜止畫面是不可想像的。牠們全都將動起來，而這，就是黑格爾哲學體系真正的動力所在。
於是，「否定」、「對立」、「矛盾」、「鬥爭」，乃至黑格爾本人雖然不曾使用，但幾乎是直接蘊含於這一組概念裡的「敵人」，遂挾其無與倫比的解釋力——那解釋力之強，曾使得黑格爾以為他可以藉著沿用這個模式，來解釋整部西方文明的精神史，甚至是實證史——主宰了現代人對於政治生活與社會生活的觀點。我們遠遠還沒有擺脫黑格爾。只要我們仍舊相信，在由複數以上的人所形成的一切領域裡，必然會出現敵、我之分；只要我們，在聽見不管是杭廷頓的文明衝突或史諾的兩種文化論的時候，直覺上就感到那是理所當然的；只要我們繼續援引這個模式，來理解這個世界上發生的事；只要美國人繼續相信恐怖份子是外部敵人、而不是美帝的資本主義自己製造出來的；只要法國人還覺得他們的言論自由與穆斯林的宗教信念並不相容；只要臺灣人還繼續覺得中國大陸除了是一個野蠻、落後、極權而恐怖的威脅之外一無所是，那麼，黑格爾典範的力量就仍舊在延續。不僅僅是在延續，這個典範甚至有著自我更新、自我強化的詭異能力：因為，一旦人們相信敵人是必要的，一旦人們甚至相信，敵人是必然存在的，那麼，在沒有敵人的地方創造或想像出敵人來，就不會是一件太困難的事情。而我們會繼續地把自己的存在，自覺或不自覺地、秘密地或大方公開承認，奠基在這樣一種對「敵人」的反對之上；試圖在我們的信念、情感、思慮與行動中，強加否定性的要素，以便這些信念、情感、思慮與行動師出有名，顯得彷彿具備了正當性的基礎，甚至更重要的，顯得有其意義。
我們以為這就是生活的真正面貌。在否定性所展開的視域裡，我們看不見、或者根本無法想像，一個沒有敵人的世界會是什麼樣子。

但其實敵人早已悄悄地離開了。留下來的，不外是敵人的幽靈罷了。或者，說得更清楚一點：並不是說在這個晚期資本主義的後現代，所有的人都已經提前進了天堂，所以再無可憂慮、可苦惱，需要改善甚至革命之事；相反地，我們都知道現狀遠遠並非如此。然而，問題不再是，如黑格爾所以為的，找出敵人，消滅他，然後輕鬆一下，下一位，如此等等。問題是我們的情況並沒有變得更好，然而在此同時，我們卻已經失去了自黑格爾以來我們所知唯一的解決方法：我們正生活在一個沒有敵人的時代，而這，才是問題真正的開始。

奠基於這樣的洞見，《倦怠社會》的論述始於一個病理學的隱喻：
「二十一世紀之初的流行性疾病，從病理學的角度來看，這類疾病既不是透過細菌，也不是透過病毒，而是經由神經元的病變所引起。」
這裡，作者韓炳哲所指的，正是在我們的時代裡正在像瘟疫一樣大肆蔓延的各式精神或心理性的「失調」乃至「疾病」。而這些現象之所以值得深思，是因為這樣的現象顯示了原本的病理學解釋典範之不足。那個典範被韓炳哲界定為「免疫防衛論述」。根據這個論述，所謂的免疫，指的是對所有外來事物都採取抵抗與防衛，無視於這外來者本身是否具有威脅性；換言之，外來者僅僅出於身為他者（the other）便會引發反對、甚至受到攻擊。但，回到病理學的脈絡，如果細菌、病毒等都可以被視為生理層次的外來者，大量的無外在生理原因的身心疾患又該如何從這種角度理解呢？正是從這個問題出發，韓炳哲斷言：
「不久前，已經不知不覺發生了典範的轉移……當前社會逐漸呈現全面擺脫免疫的組織與防禦思維的座標，這些現象全都透過「他者性」和「外來性」的消失呈現出來。「他者性」是免疫學的基本範疇，因為任何免疫的反應，都是一種對於「他者性」所產生的反動。不過，現在卻將「他者性」視為是「差異性」（Differenz），因而不會對它產生任何的免疫反應……「差異性」同時意味著缺少了「外來性」所產生的刺痛感，那麼一來，強烈的免疫反應也可能因此消失。「外來性」除去了原有的尖銳性，而成為消費經濟計算的公式的權數，「外來者」被美化為是具有異國情調的人。「觀光客」可以恣意地四處旅遊，因為觀光客或消費者並不是「免疫防衛要攻擊的對象」。」
於是，從病理學的隱喻出發，透過「外來」與「他者」這樣的抽象哲學概念中介，韓炳哲逐漸地將我們的思考引導向了更加廣大的社會生活領域。他斷言，在當代生活裡，值得注意的事情是，真正意義上的他者已經不存在了。
當然，概括化到這種程度的斷言需要論證。韓炳哲清楚這一點，他的讀者也不會讓他輕輕帶過，但奇怪的是，獨獨是《倦怠社會》這本書的導讀者林宏濤先生好像完全沒有發現這件事。在《倦怠社會》書首的〈導讀：一直很疲倦，但是為什麼？〉裡，林宏濤在簡單摘要過本書的內容之後，筆鋒一轉，突然問道：
「這個社會圖像的描述太生動了，也太理所當然了。對於想知道自己為什麼喪失「現實感」、為什麼這麼累的讀者而言，這個描述就像是精神分析師的診斷。雖然作者的論證太過跳躍，對現象的描述太簡化，許多錯綜複雜的哲學問題也都只是浮光掠影，讓人讀起來不禁懷疑，真的是這樣嗎？」
這裡，姑且先不論這類明褒暗貶的惡意修辭手法到底出於什麼樣的難言之隱或意圖在讀者身上激發何種效果，乃至其後隱藏著何種居高臨下的優越感；讓人不滿的首先是，任何一個稍微受過哲學訓練的人大概都知道：在哲學論爭的時候，批評對方「論證跳躍、描述簡化、浮光掠影」云云，卻沒有給出任何具體的實例，直接指出對方到底在什麼地方有以上疏失，是哲學上最要不得、最沒有建設性的一種完全不負責任的批評方式。因為，這種批評方式看似給出了批評，實際上根本就拒絕進入對方的論述的脈絡裡，而只是停在論述外部，自鳴得意地對著對象品頭論足一番然後揚長而去。當然，我們也許還是有機會透過林宏濤接下來所說的，稍微看出他的意思。比方說，他似乎同樣注意到了那個關於「他者之消逝」的一般性斷言究竟能否成立的問題，我相信，正是出於這樣的動機他才有此質疑：
「即使是強調仇外的免疫系統詮釋，也很難說現在就不合時宜了，意識形態、階級、種族、政治、性別和價值觀的對立，仍然構成社會裡處處聳立的高牆。人是否真的擺脫了「否定外來者」的免疫系統，轉而因為過度自我肯定而引發新的病症？無論是德國讀者，或是正在讀這本書台灣讀者，心裡恐怕是存疑的。」
我不知道德國讀者對《倦怠社會》會有何反應，但身為臺灣讀者，我存疑的，非但不是韓炳哲的主張的有效性，而是到底為什麼林宏濤會覺得有必要有此一問。因為，正是在這件事情上，韓炳哲在本書第一章裡，就給了我們他的論證，而林宏濤的提問，彷彿這個論證從頭到尾都沒有被寫出來過似的。緊接著他「外來性與他者性逐漸消失」的斷言之後，韓炳哲隨即以哲學家艾斯波西特（Roberto Esposito）的論述為例，說明他之所以如此斷言的理由。根據這位義大利哲學家，當代的社會的主要現象，可以被總結為面對危機的自我保護反應，也就是說，可以透過韓炳哲所謂的「免疫防衛」來理解。艾斯特西波的證據是，「過去幾年，隨便挑一天，都能在報紙上，甚至是同一個版面上，找到表面上看來是不同事件的報導，比如，對抗新的流行性疾病的擴散，反對被控傷害人權的外國元首引渡的申請，加強打擊非法移民入境的措施，以及剷除最新型電腦病毒的策略……」，換言之，艾斯特西波的立場基本上與前述林宏濤的意思如出一轍，他們兩人同樣都相信免疫防衛的解釋典範依舊有效；差別只是，林宏濤使用了諸如「政治」、「階級」、「種族」、「性別」等抽象的字眼來表達這一立場，而艾斯特西波給出的是報紙上的實例而已。但隨即，林宏濤完全視而不見的部分就出現了。對於艾斯特西波的論點，韓炳哲完整的反駁如下：
「艾斯特西波指出的這麼多事件中，沒有一樁事件能夠證實我們仍然身處一個免疫防衛的年代。即使所謂的移民者，也不是現今免疫防衛上的「他者」，更準確地說，不是「外來者」。因為「外來者」有可能會帶來真正的危險，或是會讓人產生恐懼；移民者或難民通常比較像是社會的負擔，而不是社會的威脅。電腦病毒的問題，也不再被歸為龐大的社會惡意。艾斯特西波之所以會如此認為，並非偶然。因為他分析免疫時所引用的資料，並不是當今社會現有的問題，幾乎完全是過去的資料。」
在此，無論我們是否同意韓炳哲的說法，重點在於，很明顯，他不僅僅意識到有必要證成自己的主張，並且在這個證成的過程裡，遵行了堪稱是標準程序的作法：他首先提出自己的主張，接著引用了與自己相反的主張及其論據，最後再加以反駁。但身為《倦怠社會》的導讀者，林宏濤先生好像完全沒有讀到這一部分的內容，因而覺得自己可以在導讀裡繼續重複那個明明在全書第一章就已經被回應過的問題：我們真的已經不再處於免疫防衛的時代了嗎？而這樣一種跳針式的提問，並且問得如此心安理得、理直氣壯，完全忽略論爭對手之言論而一逕地自說自話，難道不是正符合了韓炳哲正在描述的那種狀態：他者已然消逝，我們如今需要面對的，是自我肯定的過剩？

更嚴重的是，如此粗糙、傲慢的閱讀不僅僅是對文本的本意視而不見，從而掩蓋了原本的表達中可能有的真理，那更進一步是對文本的意義的扭曲。從頭到尾，韓炳哲即便提出了他者與外在性消逝的命題，卻從未主張過：因此，當代人的生活再也沒有需要警醒、防範、反思並求取解決之道的問題。但這個並不存在的蘊含，卻似乎以腦補的形式變成了林宏濤眼裡，韓炳哲真正的主張。若不是自以為是地擔心這一點，擔心韓炳哲將當代人的生活看得太過簡單輕鬆，前者又何必再辛辛苦苦地搬馬庫色出來，只為重提一遍這套根本不需要具備任何理論素養也可以掛在嘴上的陳腔濫調：
「但是另一方面，現代人類的思維並不是真正自由的、沒有外在條件限制的。誠如馬庫色（H. Marcuse）所說的，單向度的社會和思想以及無所不在的傳播，造成了單向度的人……在這個解釋下，現代人仍然受限於作為一個「他者」的工業社會技術文明。以現在社會觀之，實在很難說這樣的解釋典範真的如作者所說悄悄過去了。」
但這完全不是韓炳哲的意思。韓炳哲從來沒有說過，現代人的思維已經真正自由、沒有外在條件限制；他也並沒有小看工業社會技術文明對人造成的破壞與傷害。他只是，比林宏濤所願意承認的多得多地，找到了看待這些問題的新的角度。對韓炳哲來說，將典範從免疫防衛模式轉移出來，並不表示所有的政治社會問題就此消失，而是為了能夠因應當代社會獨特的、「缺乏外因的」病理。如果我們說，在原本的免疫防衛模式裡，主導整個機制的是黑格爾式的「否定性」的力量，那麼，取消這種解釋模式，正有助於讓我們看清純粹的肯定所引發的更加巨大、卻也更難以捉摸而棘手的困難——一種嶄新型態的暴力：
「引發肯定性暴力行為的因素，不再是「會致病的病毒」，而是起因於過度生產、過度負荷或是過多的通訊傳播，因為免疫防衛的機制並沒有提供這類行為相對應的可能路徑。當人們在受到過多肯定性的撞擊和刺激時，並不會出現「免疫防衛的反應」，而是有「消化性神經功能異常」和「障礙」的現象。疲倦、疲憊和窒息感都是由於「過多」造成的，並非是免疫防衛的反應，而是「神經暴力」引起的現象。」
在這裡，需要再次強調的是，這樣的暴力並非來自「外部」、由「他者」所施加，而是根源於主體失去了可否定之對象之後的自體失調反應；換言之，即使是富裕、進步、高舉民主自由大旗並具備強大武力優勢的西方世界，不見得就能夠免於遭遇這些問題。根據韓炳哲，
「肯定性的暴力並未以敵對關係為前提，因為它是在一個寬容和自足的社會中拓展開來的。因此，和病毒性的暴力相比，不是那麼顯而易見，它們共同生存在一個不具有否定性的相同者空間，在其中並無敵人和朋友、裡外、自身和外來者兩極化的區隔」。
於是，到了這裡，我們終於能夠明白韓炳哲提出這套論述的用意所在。這個論述所欲處理的，並不是黑格爾那類某種意義上相當之「古典」的鬥爭，也不是想要宣告鬥爭已經消失，世界大同已然實現的福音；相反，這個論述至少有一部分的用心在提醒我們注意一種新型態的鬥爭形式——一種沒有中心、沒有對立的兩極、因而無從把握也無從約束、卻鬼魅般顯得無所不在的鬥爭狀態——也就是我們如今已經耳熟能詳的「恐怖活動」。韓炳哲似乎是想要告訴我們：不要再把恐怖份子當成是文明的敵人，當成入侵羅馬的蠻族，是天意要我們起身去對抗的「他人」；如果前述的理路有效，我們有必要換個角度思考：是否，恐怖份子真正顯示的是我們自己的「神經暴力」的表現，是我們自己給自己，或不如說，資本主義為自己的無限延續所找到的解決方案？

而在這樣的脈絡下，最後，林宏濤的導讀的結論就算不顯得根本離題，至少也了無新意。在結論的段落裡，林宏濤看似善意地想要提醒我們：
「二十一世紀一開始就讓全球經濟跌一大跤，金融風暴讓我們看到：階級差異依然存在，貧富差距不斷擴大，中產階級正在消失中，垂直流動的機會始終是個謊言……人們同樣是未過勞和憂鬱症所苦，不過比較像是踩著滾輪原地打轉的倉鼠，向上流動對他們而言永遠是國家的神話和資本家的騙局。」
在這裡，林宏濤看似站在了政治左派的道德制高點上；而考慮到他先前的論述對韓炳哲的敵意，那麼這似乎也蘊含著在政治上，後者那種從取消他者的角度出發的哲學似乎有悖於政治左派對於社會正義的追求與願景。然而，實際上完全不是這麼回事，因為，林宏濤最後留給我們的，是這麼一句：
「人們的生活同樣厭煩無聊，只不過他們不是因為過度肯定的自我失去了方向感，而是對生活屈服，放棄對自我和意義的追尋。」
這裡，姑且不論這個根本是披著心靈雞湯外衣的結論到底能有什麼建設性，引人注目的首先是，這樣的勵志發言，完全就跟前幾行對於當代世界的描述自相矛盾。試問，如果人們全都是倉鼠，又要如何不屈不撓、不對生活屈服、繼續倉鼠們對自我和意義的追尋呢？而一套只會一味鼓勵主體，無論單數或複數，「不要放棄」、「繼續追求」的論述，說到底，又跟那打一開始使得人們成為倉鼠、鼓勵無止盡的競爭與成就、完全無視社會與歷史脈絡的資本主義論述有什麼兩樣？於是，我想，正是在此處，在這整個無效的批評與解讀的終結處，我們終於能夠看出韓炳哲的立論的重要之處：基本上，韓炳哲就像任何一位樂於給予現實應有之尊重的哲學家一樣，肯定了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現實。而他所做的，不外就是試圖在這樣的現實框架下，從新的角度，提出他對現象的觀察，並且，也許還能提示一些問題的解決之道。這聽起來好像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只不過，如果我們考慮到如林宏濤者流，依然一方面自溺於資本主義式的主體觀與政治學，一方面仍樂於以資本主義的批評者（如果不是撒嬌般地扮成受害者的話）自居，仍在用一些華而不實的字眼（又是「意義」又是「自我」的，好不冠冕堂皇！）反覆重述一些實際上根本毫無內容的說詞，那麼，我想，這就是為什麼Alain Badiou會說，這個世界，比她自己所以為的更需要哲學。
事實證明，在黑格爾之後思索，而不掉進主體絕對肯定性的陷阱裡，是多麼艱難，而又必要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