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奮鬥

接著讓我說說這個典範轉移的理論意義。老師們都說，一份理想的、符合｢學術規範｣的研究，一定要有｢文獻回顧｣。也就是說，所有的研究都要以歷史研究為起點，連哲學也不例外。而既然理論是我的強項，我本人也碰巧活過一陣子，有一點點歷史，那麼我們就來文獻回顧一下，回顧一下那個叫做陸禹同的傢伙之前講過些甚麼。
在這個部落格上有兩篇文章，分別是〈歷史主義與尼采〉以及〈歷史與詮釋學〉，是我上輩子還在跟克萊奧熱戀的時候寫的。在這兩篇文章裡，我曾經試著從兩個不同的面向，描述過或處理了歷史學知識之成立的基礎問題。這兩個面向，如今回頭觀之，大約可以簡單說成是歷史學的｢危機｣與歷史學的｢轉機｣。〈歷史主義與尼采〉描述前者，而〈歷史與詮釋學〉處理後者。因此，就讓我們圖個方便，以｢史學的危機與轉機｣為契機，開展我所謂｢歷史學典範轉移｣的理論脈絡。
歷史學的危機是甚麼呢？根據〈歷史主義與尼采〉的說法，這個危機叫做｢後現代主義｣。然而，遺憾的是，｢後現代主義｣並不是一個很理想的名字，因為在我們這個｢後現代｣，這五個字已經被用到爛、用到沒有人知道那究竟是甚麼意思了。就我個人聽過的用法，有人說布袋戲很後現代，有人說《鬥陣俱樂部》很後現代，也有人說周星馳很後現代，有人說夏宇跟駱以軍跟卡爾維諾都很後現代，當然有人說德希達後現代，還有一些人覺得上課會問老師｢你知道我是誰嗎｣的高中生實在是有夠後現代。問題是，這樣枚舉下來，我真心覺得，就連維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性｣也救不了｢後現代｣這個概念，更別說要把它變成加上了ism的｢主義｣了。試問：卡爾維諾跟布袋戲的相似性是甚麼？周星馳跟Tyler Durten又同屬於甚麼樣的家族？揍敵客家族嗎？那奇犽呢？小傑呢？如果我覺得龐姆很後現代你能夠說我錯嗎？更要命的是，還有人主張｢我們從未現代過｣咧；而且，讀完《我們從未現代過》之後，我還真被說服了，相信我們所知的｢現代｣本身只是一場幻覺而已。那麼，套句胡適的說法，我只好說，｢後｣甚麼呢，｢現代｣都不｢現代｣了。
所以，史學的危機到底是甚麼？不套空洞無物的術語的話，簡言之，那就是說，在當代，我們基本上不再信任歷史學做為｢研究過去｣的學科，其研究成果能夠｢如實｣地告訴我們過去｢真正的面貌｣。這有幾個理由，而主要的理由在於－－承續〈歷史主義與尼采〉的思路－－我們的歷史意識與批判意識已經發達到足以看出以下事實：一切的事物都有歷史，而一切的解釋都蘊含了價值；那不經媒介、未受意識形態扭曲的真相，因此是不可能的。根據實證史學的理想，所謂的｢歷史｣，應該是認真嚴謹的史學家，每天埋在故紙堆裡，推敲研討手頭文獻的可靠程度；接著，在確認了這些史料的可靠性之後，｢秉筆直書｣，不加油、不添醋地寫出這些史料本身所呈現出來的歷史真相。｢證據會說話｣，而好的史家，就像好的警探一樣，不應該、也不必要說得太多。但實證史學已經是快要兩百年前的事情了，早就沒人信這一套了。根據尼采的想法，在以上描述裡，首先要質疑的，就是｢你根據甚麼樣的標準來決定甚麼東西算做是一份歷史文獻而甚麼不算呢？｣這個標準難道是天經地義、自古皆然的嗎？尼采說，不可能。同樣地，｢你所謂的｢可靠｣又是甚麼意思？官方文件就可靠嗎？沒有被書寫下來的口頭傳說或故事可不可靠，能不能當成歷史的證據呢？｣再一次，難道甚麼算做可靠甚麼不算是天經地義、大家都心知肚明的嗎？尼采說，不可能。其次，對於以上實證史學運作方式的描述，我們還可以質疑後半部，｢秉筆直書｣。我們可以質疑，｢日治｣與｢日據｣都是某種可能的、述說本島歷史的方式，但這兩種方式難道有哪一種能夠自稱是｢客觀的｣、沒有加油添醋的嗎？顯然不能。因為這兩種說法，蘊含的是兩種迥異的價值觀、兩種看待日本與台灣關係的態度。而史家要怎麼寫、會怎麼寫，除了取決於他能夠動員的文獻資源以外，自然還得根據他的信念、他的判斷、他的評價、民族節操與政治認同等等。這些不可能與價值無涉的要素們湊在一起，將決定他會看見甚麼樣的｢事實｣，如何解釋這些事實；並且，無可避免地，有所偏私地，對他所認知的｢事實｣之外的範圍，像個現象學家一樣，存而不論，儘管現象學家最喜歡放入括號存而不論的東西就是那些所謂的｢事實｣本身。
實證史學當然不等於史學。但如果，以上對於實證史學的質疑與挑戰，實際上挑戰到的不獨是特定史學方法的操作與原則，更觸及了我們設想｢過去｣與｢歷史｣之間的關係時，許多最根本的預設；而一旦這些預設，比方說｢如實再現｣、｢客觀中立｣、｢追求真相｣等真的都被顛覆掉，那麼，實證史學典範的衰亡的確看起來就像歷史學本身的大危機了。
而轉機又在哪裡呢？那篇〈歷史與詮釋學〉想要表達的就是：這個轉機同樣有個名字，叫做｢詮釋學｣。
與不知所云的｢後現代主義｣不同，｢詮釋學｣是個好名字。因為在其中清楚明白地揭櫫的原則（晚餐時我才跟易容大大聊到這個問題，他也同意，至少跟德希達這種傢伙比起來，高達美算是願意、也能夠把話講得一清二楚的歐洲哲學家。至於德希達究竟話講得清不清楚呢？讓我暫時不討論，先以一個尼采式的反詰作結：甚麼是｢清楚」？對這個概念，我們難道不是並非，或同樣不該，信任任何先天的｢概念或規則」，而更仰賴實踐上不斷變動的｢圖式」嗎？大大這個問題就留給你囉，而且上面那個文法結構非常奇特的句子也是特地為你造的喲啾咪。），正是同樣自詡｢追求真理｣的諸人文學科所需要的。至少我當時這樣以為。於是，在〈歷史與詮釋學〉裡我們讀到，就史學而言，脫出實證科學困局的方案，在於：
透過對於人類理解活動及其可能性與侷限的哲學反思，詮釋學模式清楚宣示：認識論模式的知識主客體的關係需要全面的修正。因為究其實，我們不可能在沒有任何預設的情況下對事物給出一個解釋，而這類預設清楚標誌著在進行任何解釋之前，總是已經存在著一個基本的理解；回過頭來，我們所做出的解釋其目的與結果最終都是為了增進我們的理解，使我們可以更完全地掌握研究的對象。更清楚地說，用部分與整體這一對範疇來表達的話，要掌握任何知識，有賴於透過對於「部分」的解釋來達成對「整體」的理解，然而，絕對孤立的「部分」乃是無法想像的，任何「部分」若未經置於「整體」的脈絡之中，都是不可能去解釋的。這就是有名的「詮釋學循環」，在此，詮釋與理解就像一體的兩面緊緊結合在一起，而此一模式，詮釋學家相信正是人類知識活動的基本圖像。
於是，說起來，一個工作中的史學家大概是長成這樣：詮釋學同意，他將帶著當代的關注、偏見與預設投入他的工作，也就是對過去的研究當中。這不該被當成是障礙或有待解決的問題；相反，這是歷史工作本質上的必然，沒有這樣的條件、沒有了那些關注、偏見與預設，歷史研究實際上根本就無法開始。但這樣一來，原本讓實證史學念茲在茲的｢真相｣或人文學科的｢真理｣怎麼辦？不必擔心，詮釋學同樣告訴我們，於是，工作中的史家的研究成果，除了被看作｢重建過去的真相｣之外，更可以看成是｢對當代、對於我們自身處境的反映｣，也就是，在理解過去之外，有助於我們理解自身。在這個意義上，詮釋學實際上要求我們去修正那傳統的、準自然科學式的｢真理｣觀念。詮釋學相信，我們之所以會陷入上述的實證史學困局，會中了尼采的詭計，主要是因為我們對於像E=mc²這類看似絕對客觀、超脫於一切時間、一切主觀條件之外的真理太過執著了。真理本來就不是長那個樣子，像一個落在我們苦苦追趕的視野之外、不懷好意越跑越遠的點，而是一個可愛的、胖嘟嘟的圓圈圈，一般稱為詮釋學循環。在這個循環裡，對過去的認識無論多麼有限、多麼偏頗，都仍然有資格構成對當下的認識的一部分，反之亦然。而身陷其中無法自拔的我們，不多不少，就正是身在｢真理｣當中，隨著那個循環而生生不息、追求知識、增長智慧，並且，有機會像高達美一樣活到一百歲！
看起來很美妙，彷彿詮釋學已經把話都說完，對於人文學科的知識論基礎，我們再無任何疑慮了。但是事情並沒有這麼簡單，至少我個人跟這個問題還沒完。坦白說，對於詮釋學，我一直都有某些疑慮。
而這份疑慮，拜Radical Hermeneutics: Repetition, Deconstruction, and the Hermeneutic Project 之賜，近來終於從原本哀愁的預感轉換成了高潮的快感，變得直接明確而讓人無法抗拒。在Radical Hermeneutics的Introduction裡，John D. Caputo開宗明義第一句話就是：
We have it from Aristotle himself that life is hard.
爽翻了，終於有人肯跟我講實話。而這句實話一語就道破了我對詮釋學的疑慮，也就是，詮釋學也未免把生命瞧得太扁、看得太輕鬆了。在那個可愛圓圈圈的魔力之下，我們很容易就以為，於是，大家都在真理裏頭，沒甚麼特別需要操心的。問題是，我們真的在同一個圈子裡嗎？很明顯地，不是！要不然，你去試試看跟南部的鄉親們聊聊蔣介石，告訴他們其實他們跟蔣介石在同一個詮釋學循環裡，因此他們應該再投國民黨一次。或者，你去試試看教高中生笛卡兒，試圖說服他們就連高中生也都跟笛卡兒在同一個真理當中，所以有必要乖乖出席上課，認真聽老師要教些甚麼。再不然，你也可以對著少女時代的粉絲主張韓寶拉舞跳得比較好，然後在對方真心誠意的無法接受之下默默追問自己詮釋學循環是甚麼，能吃嗎。
生命是艱難的，因為，正如我曾經在重讀《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裡法蘭茲與莎賓娜的故事時由衷地跟一位少女分享過的體悟：那使得我們相互接近的條件，歷史，同樣會狠狠地撕裂我們。而對於這一點，很遺憾地，就我所知，詮釋學向來不置一詞。
這樣的批評好像有點離題，把我們從歷史學的知識基礎岔到了倫理或政治、高中生心理學乃至當代舞蹈美學的領域。不過，其實這個｢詮釋與理解之不可能｣或說｢詮釋學循環超過一個｣的問題就像高達美再三強調的｢詮釋學的普遍性｣一樣，是普遍的。讓我們假設，今天，有一位好心的歷史學家想要研究一下我個人的歷史。經過一番明查暗訪之後，這位歷史學家得出了這樣結論：｢陸禹同當年之所以把某位修課同學平時成績打對折純粹是因為他把不到她的緣故｣。於是，本著詮釋學循環的精神，我們可以理解，非常可能，這位好心的歷史學家曾經把別人沒有把到，所以對於｢把不到妹｣的痛苦深有感覺，相信這是一個足夠干擾打分數的人的客觀性的強烈因素。在這個意義上，歷史學家的結論的確是既說出了過去又道出了現在，既表白了對象又闡明了主體自身。然而，陸禹同這人實在是太奇怪、太讓人好奇了，以至於其餘的歷史學家也想來湊一腳、八卦一下。結果，經過另一位動機較不純正的歷史學家的研究，參考了當年遺留下來的課堂作業之後，發現｢陸禹同之所以給那位同學打對折，純粹是因為全班將近一百個人裡，只有那位同學的作業跟課程內容完全無關，而且她還遲交的緣故｣。於是同樣地，本著詮釋學循環的精神，我們依舊可以理解，這位動機不純正的歷史學家非常可能持有一種預設，那就是一份作業無論多麼｢狂野｣，至少要跟上課的內容有關，而當她將這樣的｢前見｣帶入她的歷史研究當中，她也許就會同意，除非陸禹同是瘋了，否則面對一份離題的作業，打分數的時候並不需要考慮把不把得到妹的問題。
那麼，接下來就麻煩了。因為，當這兩名歷史學家在學術研討會上遭遇對方的時候，他們大概很難在同一個真理、同一個詮釋學循環當中相談甚歡、一見如故。他們將會很難決定，所以，他們的研究主題，陸禹同，到底是不是一個精蟲衝腦的瘋子。而假如他們剛巧都不夠用功，沒有讀過黑格爾，沒有辦法展示從｢陸禹同是個認真負責的好助教｣到｢陸禹同是個道德淪喪的學術敗類｣的辯證法，將這兩個很難相容的命題或主張統一起來；當兩個同樣在研究詮釋學的人還在一天到晚吵架、指責對方｢背德｣，並且連｢吵架｣這件事本身的價值都沒有共識，那麼，容我這麼說，作為人文學科的知識基礎原理的詮釋學，就破產了。
生命是艱難的，所有被人誤會過的人都不會不知道這件事情。差別只在於我們是要承認它，有所作為來回應它還是試圖掩飾、寫寫哲學論文交差了事就好罷了。
而到此，我要鋪的第二個梗也算是鋪完了。在理論的層次，我們於是會發現，歷史學始終面對著一個自身知識基礎尚不符合吾人所需的問題，而這個問題，正如我以上犧牲形象的舉例，終究仍沒能被即使是像｢詮釋學｣這麼深刻的洞見所回答。換言之，根據詮釋學的原理所運作的歷史研究，依舊不是在這個人與人之間嚴重分歧、衝突不斷、終極價值闕如、過去與未來兩茫茫的時代裡，我們所需要的歷史。理論上，我們仍是想要知道、也必須知道，在詮釋學之後，在生命的艱難面前，歷史還能夠長成甚麼模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