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奮鬥

飄髮哥：

首先，讓我誠摯地向你說聲抱歉。
對不起，我猜想，這幾個星期以來，我的冷酷、頑固，我毫無妥協餘地、決不讓步的立場與姿態，大概都讓你非常非常傷心。我知道，我其實可以柔軟一點、溫和一點，不必那麼堅持把所有有關討論中議題的論點全部推向那些極端的邏輯上的結果，不必揮舞我發達的理性來攻擊與防守彷彿揮舞一件戰無不勝的兵器。我原可以試著跟你和解的。就像，在我與前女友相戀多年的時光裡，我原有無數次的機會，可以、也應當，講話不要那麼激動，音量不要那麼刺耳，語氣不要如此專斷而蠻橫。我原可以溫柔地和她說話，因為我並非沒有那樣的能力。
而反省了許多年，對於這件事情，如今我不想繼續辯解些甚麼了。誠實地說，我覺得我也永遠改不過來了：對於我認同的人、對於我衷心信賴隸屬於「我這一邊」的人們，我大概永遠會如此咄咄逼人而強悍；而相對地，對於「他者」、對於異己，對於那些我別無選擇而只能以指導者的身分現身的對象，我也永遠會溫柔以待，像耶穌說的，for they know not what they did. 這是我的選擇：把耐心與柔情，留給在我眼裡更需要這些的人。因此，我只能向你道歉，並繼續試著讓你感受到，然而，即使在那金剛羅漢般的面孔與身影背後，仍有著甚麼樣的愛。
一個人文學的研究者所能夠持有的愛。

讓我從一件小事說起。
剛才，晚餐的時候，我一個人坐在餐廳的電視機前，邊吃飯，邊以新聞自娛。有一則新聞是這樣的：基於十二年國教所衍生出來的推甄需求，這陣子出現了一種奇怪的現象，那就是年輕人爭相應募，想要成為醫院的志工，造成志工的職缺供不應求，想要成為志工的人在醫院外大排長龍。這報導隨即剪接了一段李家同不知道在何時何地的發言，可能是認為這段發言與這件新聞有關。畫面裡，李家同宣稱，他不懂為什麼要高喊打倒建中，因為國家需要菁英人才。更進一步，他說，你看人家德國，機器做得那麼好，難道靠的是一群糊塗蛋嗎？
這段話本身也許沒有甚麼大問題，至少我覺得是這樣。有大問題的是接下來的後續報導。主播首先說，李家同的發言不知道聽在非明星高中的學生耳朵裡是甚麼滋味；更讓我訝異的是，記者或主播接著講，李家同在上述發言後隨即補充道：他不是要主張糊塗蛋成不了事，只是想強調菁英教育的必要性。然後這一則新聞就結束了。
我沒有繼續看新聞了，一整頓飯剩下的時間裡，我都在想：所以李家同究竟是甚麼意思？這個補充的意義和必要性在哪裡？
而我的結論如下。首先，這個補充的意義很清楚，如果它能有任何意義的話，它的意思是說，「糊塗蛋也能成事」；而它的必要性在於：「因為我們不能夠明目張膽地主張糊塗蛋成不了事，而我剛才好像就是這麼說的，因此我得趕緊修正一下我的說法，動用一些修辭手段，好讓我的言論聽起來沒那麼刺耳」。
「糊塗蛋也能成事」…
儘管有點多餘，但還是讓我做一個小小的論證，以凸顯這句話荒謬的程度。糊塗蛋能夠成事，而為了過得更好，我們需要成更多的事；同時，教育的目的在於培養足以成事的人才，以便人們能生活得更好，因此，我們的教育應該以培養糊塗蛋為己任，以造就糊塗蛋為最高宗旨。而如果有天德國人（又）瘋了，忽然想要跟台灣開戰，我們就派些糊塗蛋去對付他們就好，反正，糊塗蛋就像德國人，也有機會做出很好的機器來，打得贏那二次大戰時差點征服了全歐洲的德軍。
我都被搞糊塗了，所以，「糊塗蛋」這三個字，到底是用來形容甚麼的？
讓我澄清一下我的意思。
引用這則新聞，我既不是要反對或贊成十二年國教，也不是要嗆李伯伯。這則新聞裡唯一讓我在意的只有一件事：那些能夠讓言論在新聞上曝光的大人物，連承認「糊塗蛋成不了事」這樣近乎分析命題的語句都做不到，連「糊塗蛋」這樣的語詞都沒有辦法好好使用。
濫用語詞。濫用概念。混淆視聽。顛倒黑白。結果則是強暴了思想、從而遮蔽了世界。你同意嗎？沒有甚麼比這更難覺察，但也沒有甚麼比這更嚴重、更違反我們都由衷仰賴的詮釋學精神的危險了。
而你又怎麼能夠真心誠意地看著這些孩子們，信誓旦旦地對他們主張：「而根據詮釋學的立場，我們正應該任意地、不受任何拘束地使用語言文字；將它當作純粹的遊戲就好」。你怎麼能夠這樣騙他們？除非，你樂見有朝一日，學生拿著作業走到你面前，對你說：「助教，你說我的作業寫得很爛，怎麼還給我這麼低的分數，作業越爛分數應該越高不是嗎？」
飄髮哥，做為一個朋友，這幾個星期以來，你無數次地勸誡我，不要堅持那麼高的標準，把身子俯低一點，去就別人，而不是要求別人來就我。做為一個朋友，我承認你是對的，即使無法做到，我仍感謝你的用心良苦。但你知道嗎？做為你哲學上的盟友，我看得很清楚，其實，真正把別人想得太厲害，為別人設定了一個其實他們完全不曾（也可能根本無法）達到的高標準的人，是你，而不是我。讓我們回到前述李家同的補充的必要性。容我這麼說吧，如果，在一個滿是糊塗蛋的地方，因為糊塗蛋的人數太多，為了避免得罪他們，於是我們就得主張糊塗蛋是可以成事的，或者，我們「不能夠」明目張膽地斷言糊塗蛋成不了事，那麼，我把這種狀況稱之為「民粹」。而任何民粹論述的弔詭之處就在於，乍看之下，這是一種頗能自圓其說的反菁英主義，相信「有道理」不是菁英的專利，而是所有人都能夠做到的。但更深一層來看，民粹的反菁英根本是自相矛盾的，因為骨子裡，民粹想說的是，大家都不笨，大家都有道理，大家都是菁英；換言之，民粹其實預設了菁英的概念，並且毫無任何根據地想要將其無差別地應用在所有人身上。這使得「糊塗蛋」成為不可批評的，因為，根據民粹的邏輯，「糊塗蛋」也是菁英的一種，他做事的方式一定有他的道理，而如果你覺得那些做法瘋狂、愚蠢而莫名其妙，那是因為你書念太多了，整天躲在學術的象牙塔裡不知生民疾苦。於是，飄髮哥，當你要求那些連字都還不太會寫的小朋友們發揮「文字的遊戲精神」、放心去「任意地、不受拘束地使用語言」，你究竟把他們當成甚麼了呢？在我看來別無其他可能，很明顯地，你已經預設了對於語詞的「正確」用法、對於「非遊戲的」使用，他們的掌握已經到了相當的程度，換言之，他們已經是菁英了。但他們不是的。而我不試圖說服你這件事了，我們都清楚，他們不是的。
不要把「民主」跟「民粹」搞混了好嗎？就算是為了安慰我，讓我好過一點，因為，每一次看見台灣的知識份子混淆這兩個概念都會讓我覺得痛心疾首。
你記得奧罕．帕慕克嗎？那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我曾經在讀書會上提到他，也曾印下了他的諾貝爾獎獲獎演說給你們（你讀了嗎，我親愛的朋友？）。我也提過，他有一本書，是他的哈佛諾頓講座的演講記錄，書名是The Naïve and the Sentimental Novelist。在那本書的第六章，帕慕克討論了博物館與小說藝術的關係，其中第三節的標題，就是「政治」。其餘不論，在這一節裡，帕慕克提到，他羨慕美國的作家們，因為他發現，美國的作家們即使面對社會與政治的拘束，仍然能夠毫不費力地寫作；他們將那已建立起來的文學受眾之優裕與教育程度視為理所當然的，要描述任何人與事都幾乎不會感受到衝突，並且，對於為誰而寫、為什麼目的而寫、為什麼要寫這些問題，都沒有任何焦慮。帕慕克羨慕這樣的自由，這樣的無拘無束－－用他的話來說，一種天真（naïveté）。他說，這是他個人的偏見：他相信這樣的天真既源於讀者與作者間共享的承認，承認他們屬於同樣的階級與社群，也源於西方作家之寫作原不為代表（represent）任何人，而只是為了自己的滿足。
相對於此，帕慕克說，在較貧窮、非西方的世界（帕慕克哀傷地承認，包括他的祖國，土耳其），考量要再現（represent）甚麼人或甚麼事物對文學與小說家來說可以成為一場惡夢。最明顯的理由是，因為在這些地方，作家通常來自上層階級。並且，作家們使用「小說」這樣的西方文類來寫作、他們文化上的小團體以及對社會裡與低下階級有別的區段的參與、他們相對有限的受眾，諸如此類的因子都使得情況更加惡化。這就是為什麼，這些非西方的作家們有著遠遠超出驕傲自滿以外的敏感性。帕慕克甚至向我們直接告白，這段話非常誠實而動人我就不強作解人了，自己讀吧：“In my thirty-five years as a novelist living in Turkey, I have encountered every single one of these attitudes, ranging from extreme pride to extreme self-abnegation. And I feel that these reactions are not unique to Turkey－that they stem from the inevitable spiritual wounds sustained by novelists in non-Western countries, where the readership is comparatively small.”
你看，飄髮哥，因此，我們並不孤獨。不是只有我們在那高蹈的美學、思想、文化理念與貧乏而無知的群眾之間掙扎，不是只有我們在受苦。這些，帕慕克都懂，他甚至明白到能夠告訴我們這一切的來由：做為文化上的弱勢，經濟上的後進，我們有著「精神的傷口」。而這傷口究竟是甚麼雖然他沒有告訴我們，但我們也不該期待他這麼做。因為那正是我們自己的課題，是此間的藝術家、知識分子、史家、文人、思想家應當戮力去探求的。但是，你會同意我嗎？做為那一切探求的原點、那一切探求的可能性條件，我們必須先承認：是「我們」，而不是「他們」，有能力、並且正試著從事這樣的工作。如果連這件事都不承認；如果這樣的任務被交到了一代又一代如工廠大量製造出來的糊塗蛋手裡；如果我們因而被迫放棄正視自身的創傷與痛，那麼，你告訴我，就連最簡簡單單的一個「想要快快樂樂、自由自在地生活下去」的小小希望，我們又怎麼能夠成就？
讓我再說兩件小事。幾個月前，在這一屆哲學桂冠獎開始徵文的時候，我在系館一樓的樓梯口，碰見了咱們親愛的系主任。主任提到這件事，問我有沒有興趣投稿，我說還是不了，論文要緊。但主任說，寫篇文章，幾千字，又花不了你多少時間。我只好說真的沒辦法，我寫東西慢工出細活，論文能完成的話再說吧。結果主任居然跟我認真起來了。他說，陸禹同啊，你就是上次沒有來聽我的演講，我那次在宣導一個觀念，就是「文妓」，沒錯，妓女的「妓」，這甚麼意思？意思就是說，我們文人要像妓女一樣，來者不拒，甚麼都能寫，誰都能夠服務。而要做到這點，要有一枝快筆，一拿到題目，腦袋一轉，二話不說動筆就寫。那主主主任（看主任這麼認真我也誠惶誠恐起來了），沒有快筆會怎麼樣？沒有快筆，話都被那些不三不四的阿貓阿狗講完了，誰有空等你慢慢醞釀啊！然後咧？然後還要問！這社會上就會充斥著阿貓阿狗的觀點，搞得年輕人無所適從。結果，主任的結論居然是：「陸禹同，台灣的年輕人會被你害死。」
「台灣的年輕人會被我害死」。我為此不安了好久。坦白說吧，我為此不安至今。現在，每當我走進研究室，懷著無比的耐心與喜悅繼續孵化我的理想與夢，都要同時擔心，像賴香吟新小說的封面寫的：「霧漸漸散的時候，她們已經不在那裏了」。
另外一件事是今天下午才發生的。我坐在女兒們的店裡，一邊欣賞帕慕克，一邊閱讀吧檯上的長腿。結果，長腿沒有走到我桌邊，倒是隔壁桌的阿伯看見了我桌上神秘兮兮的黑格爾，探過頭來細聲細氣問了聲：「你是學哲學的吧？」我當下只得立刻正襟危坐，強忍淚水看著長腿走去結帳。原來，阿伯是一名退休的物理學家，之前在東海教書。我們聊了許久，因為與長腿無關所以細節略過。重點是，阿伯最後對我說，「我年紀大了，不過你們的責任重大啊！」
「我們的責任重大」。飄髮哥，所以，主任到底在逼我甚麼？咖啡館裡素昧平生的阿伯，在知道我投身於人文領域之後，又將甚麼東西託付給了我？請你相信我，我並不是第一次聽見這樣的召喚，早於這兩件事發生的很久很久以前，我已經在想這個問題了。而讓我「再掀一張」我那掀也掀不完的賭徒底牌給你吧－－我得到的答案從來沒有越出過海德格在＜論人文主義書信＞裡所揭示的視野。那是在信的結尾處，海德格說：
“It is time to break the habit of overestimating philosophy and of thereby asking too much of it. What is needed in the present world crisis is less philosophy, but more attentiveness in thinking; less literature, but more cultivation of the letter.”
“Cultivation of the letter”.「認字」。自始至終，打從我讀到這句話起，我就全然支持海德格，從不懷疑這就是我們該做的。但為什麼是認字？為什麼語詞這麼重要？你知道我讀了很多很多的Davidson，也知道我當然有過最好的機會與此間有可能遇到的最稱職的老師與同學們切磋過Davidson的想法。但是，他與Gadamer的雷同處不論，我始終覺得自己在一個最根本的層次上與Davidson相扞格到水火不容的程度。這是因為，就我所知，Davidson談詮釋、談理解，其終極的憑依所在，是所謂「成功的溝通」的可能性和經驗；以此「成功溝通」的預設為出發點，Davidson因此不認為正確的命名或標準的語詞與概念用法在我們的理解與詮釋裡扮演太重要的角色。白話一點說，對Davidson，就像對上次討論時的你而言，講不清楚的話，大不了用比的就好了嘛。坦白講，我一直對這樣粗俗沒教養的意義理論非常感冒（Micheal Dummet的比喻是，Davidson的意義理論說穿了就是要鼓勵我們拿祖父傳下來的、精緻而鋒利的小刀去開罐頭）。但長久以來，我在哲學論爭上受限於一個失誤－－也就是，我一直以為，因此唯有質疑Davidson對成功溝通的預設，才能駁斥他關於理解與詮釋，以及語詞的客觀意義對我們的重要性的看法。而一旦這麼做了，我發現自己因而總是被迫成為一名溝通的懷疑論者，而那是我更不願意持有的立場。於是，我儘管從來沒有被Davidson說服，但也始終苦於走不出比手畫腳的窘境。直到我赫然驚覺，正如我們這次讀的那篇Gadamer’s Realism裡，作者明確地提醒我們的：Gadamer的詮釋學問題意識並非首先來自人與人之間溝通的經驗，而是源於「與偉大文本的遭逢」。這樣的視域自然要將語詞的重要性放在第一位，因為，在閱讀時，我們別無選擇，只能試著去理解，不管我怎麼想、你怎麼想、他們怎麼想甚至作者怎麼想，語詞，我們眼前的文字，究竟要說甚麼，又為什麼要這麼說。「我們必須聆聽語言」，在我看來，這詮釋學的最高原理只能是在描述這樣的現象。
接收如此，表達亦然。在比手畫腳的情境裡，要緊的是傳送我要說甚麼和你要說甚麼，但表達不僅僅是一件傳送這些東西的事，表達是「開顯事物的意義」，那是錯誤的語詞或任何比劃都不足以完成的。這就是為什麼，Gadamer會將「找到正確的語詞」視為一種「詮釋學經驗」，甚至是這種經驗的典範，而你絕不會在僅強調「溝通」的Davidson那裡看見他比手畫腳地向你強調這個經驗。因之「糊塗蛋」不能用來表達「能成事的慎思明斷之士」，無論你怎麼想、我怎麼想、李家同怎麼想都是如此。而如果你說，秉持著那變形扭曲了的「民主」原則，如果我們全部人一致同意，從明天起，「糊塗蛋」就是我們決定了的那個意思，那麼，我只好效法晚期的維根斯坦，告訴你真要這樣做也沒甚麼不可以，語言遊戲本是我們愛怎麼玩就怎麼玩的。但更晚期的維根斯坦會一臉無奈地跟你說，要這樣，我們必須付出的代價是極為巨大的，因為，支持著特定的語詞用法的是一套特定生命形式（form of life，我故意不說是生活形式以免這個概念讓人跟輕佻得多的life style，「生活風格」產生聯想），蘊含了特定的推論、信念、感受與行動的系統、蘊含了我們所能知道或領會的愛與真、美麗與哀愁。所以，如果想任意逆轉「糊塗蛋」的意義、想要從此只寫火星文，我們必須準備否定那既有的系統。我們必須，在某種程度上，無視或放棄，用Gadamer會喜歡的措詞，the History that we are。這一點，很明顯地，對於毫無歷史意識的老美Davidson來說完全不是問題，Clio有甚麼了不起的？我們沒有她還不是照樣成為了世界強權。但我不必再多說了，我們不是老美，對我們而言，就像對德國人，那「既有的系統」是不能簡簡單單就放棄掉的，因為那裏頭有太多太多讓我們魂牽夢縈的事物了。
我想要就此打住了。關於「學術與政治」，於是，就讓我將之終結於一場這四年來我自己對自己的哲學辯論，言盡於此。接著，我想對你說些甜言蜜語；我想回到我寫這封信真正的初衷－－以一名閱讀者與寫作者的身分，跟你分享我的「語詞」經驗，以及那經驗所教導我的。（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