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奮鬥

《想像的共同體》第四章〈歐裔海外移民先驅者〉

        本章起始於一連串的問題。當我們面對十八、九世紀之交美洲的新興國家，首先，作者認為盛行於歐洲對民族主義興起之思考途徑並不能完全適用。就語言而言，作為殖民地的美洲與歐洲殖民母國並沒有差別，語言並不是將他們與其個別的母國分開的因素，因此，如果說語言甚至從為成為這些早期的民族解放鬥爭的議題，應是持平之論；就新興國家的社會結構而言，在歐洲的民族主義運動中出現的由所謂「中產階級」領導下層民眾的模式，明顯並非美洲新興國家的民族革命圖像，獨立戰爭的領導層是以眾多的地主為核心，聯合為數稍少的商人，以及各種不同的專業人士（律師，軍人，地方和省級的官員）所組成的，事實上，美洲殖民地對母國的反抗情緒當中往往還夾雜著對當地下層民眾動亂的恐懼。問題因此是，以西班牙與其殖民地為例，為什麼正好就是歐裔海外移民的共同體會這麼早就發展出他們的民族的概念——而且遠在大部分的歐洲之前？隨後，作者自行提出兩個傳統上的解釋以說明此一情形，一是馬德里加強了對殖民地的控制，一是十八世紀後半葉啟蒙運動理念的散佈。馬德里的政策包括加重賦稅、商業壟斷、鼓勵大量移民等，而啟蒙理念傳布的證據，則在於遍及於這些新興的獨立共同體的「共和主義」。然而，這兩種解釋或許能夠消極地解釋對殖民母國的抗拒，卻不足以說明積極的意義上，美洲的新共同體在情感上的正當性，而這種情感上的強度是我們不能忽略的。因為，儘管長期而言獨立對於，被設想為歷史，社會的類型的，歐裔海外移民上層階級有利，但很多活在1808年到1828年間的確實屬於這些階級的成員卻破產了……而且，也有同樣為數眾多的人為獨立理想自願犧牲了生命。這種來自安逸階級的犧牲值得我們深思。最後，即使再引進一個經濟上的解釋，即從新的南美洲共和國的疆域往往直接對應於原本殖民母國的行政區這一事實來看，我們可能會發現：儘管美洲行政單元的原始形狀是任意而偶然的產物，但是，時日一久，在地理，政治，和經濟的因素影響下，他們發展出了一種較穩固的現實性。就算如此，問題依舊存在，因為僅以其本身，市場區——不管是「自然的」—地理的也好，或者是政治的—行政的也好——是創造不出情感聯繫的。美洲民族主義的情感上之根源仍然有待解釋。

        因此，作者相信，想要瞭解為何行政單元——不只是在美洲，在世界其他地方亦然——在經過一段長時間之後會逐漸被想像成祖國，我們必須探究行政組織創造出意義的方式。在此，作者所援引的核心概念是「朝聖之旅」。最初，這是一個宗教上的概念，每一個世界性宗教都會有依附其教義或發展歷程而佔有特殊地位的地點或城市，對特定的信徒而言，這些城市的中心地位乃是在朝聖者從邊遠和原本互不相關的各個地方向他們的持續流動之中被經驗，以及（在舞台表演的意義下）被「實現」的。事實上，古老的宗教想像共同體的外部邊界就是依照人們究竟從事那個朝聖之旅來決定的。將此概念應用於世俗生活中，我們會發現在專制君主國家當中也存在著某種意義上的朝聖。對專制君主的官員來說，他的職業生涯或說晉升之路，就像是一場迂迴趨近於政治中心的朝聖之旅，而正如宗教共同體當中的情況，在此過程中，所有參與者之間遂有可能透過各式接觸、交流而產生一種連帶意識。問題是，上述得以產生連帶感的模式，並未隨著歐洲向外部的擴張而延伸發展成跨越大陸的官僚體系。在美洲，統計數字告訴我們歐裔海外移民要想在西班牙母國爬到重要的官位，簡直就是聞所未聞之事；此外，歐裔海外移民出身官員的水平移動一如其垂直上昇般被束縛住了。因此，他那盤旋而上所欲攀登的峰頂，亦即他所能被派任的最高行政中心，就是他所身處之帝國的行政單元的首府。造成這種差別待遇的原因，作者認為是由來已久的馬基維利主義，以及伴隨著十六世紀以還，歐洲人與歐洲勢力向全球擴散而成長的生物學和生態學上的污染概念這兩者的合流所致。從前者來看，君王逐漸意識到這些移民海外的同胞所構成的威脅，因為原則上他們已經掌握了現成的、足以成功地主張自己權利的政治、文化和軍事手段了，而有必要以出身母國的派遣官員來加以壓制或控制；就後者而言，歐洲的海外移民創造出了全新的混血人種，而其數量之大已令人無法忽視，對此，遂有各式各樣強調血統純正之重要性的言論出現，而人們非常容易就會做出方便而庸俗的推論，認為歐裔海外移民由於出生在地球上野蠻未開的這一半，本性就有異於——並且低劣於——母國人，因此也就不適合擔任較高的公職。於是，這些殖民地上朝聖之旅受到束縛的旅伴們逐漸感覺到他們之間的伙伴關係不只是建立在那段朝聖之旅的特定範圍上，也建立在他們都出生於大西洋此岸的共同宿命之上。這是共同體情感的第一個重要來源。

        除此之外，使得此一情感能夠進一步持續發酵的重要助力，則是來自印刷資本主義。在北美洲的例子裡，印刷商、記者與郵局局長這三種工作出於職業上的親緣性，使得印刷業者的辦公室變成了北美洲的通運與社區知識生活的關鍵，而其關鍵性最重要的體現者，即是報紙。這些報紙創造著想像的共同體之餘，並具有「地方性」與「複數性」的特徵：前者區隔了來自母國的官員與本地的閱讀者，後者則使得特定地區的讀者能夠同時意識到同一大陸上其他地區的存在，並製造出大範圍的認同與與特殊主義的地方意識之交互出現。但就想像共同體得以成立的重要前提之一——同時性的感受來說，西屬美洲帝國佔地之廣袤以及其組成各部分之相互隔絕孤立卻使得這樣的同時性變得難以想像。因此，印刷資本主義在美洲的民族意識之興起所扮演的角色之重要，正可由以下事實看出：西屬美洲試圖創造一個永久的泛西屬美洲的民族主義的「失敗」同時反映了十八世紀晚期資本主義和科技發展的一般水平，以及西班牙資本主義與科技相對於其帝國管轄範圍而言的「地方的」落後性。

        總結以上所言，本章的重點在解釋十八、九世紀之交西半球發生的抵抗母國運動，何以被人們用「民族的」方式來想像。作者相信，經濟利益、自由主義或啟蒙運動都不足以積極地創造出新的想像共同體，而正是在這個創造過程裡，朝聖的歐裔海外移民官員與地方上的歐裔海外移民印刷業者，扮演了決定性的歷史角色。

        好景不長，經過前面三章痛痛快快的思考之後，面對這本《想像的共同體》，我的討論開始遭遇瓶頸。事實上，這個現象本身是頗值得玩味的，因為，按照本書結構上的設計，在理論的層次給出了一個一般性的、用以理解民族主義的概念——想像的共同體之後，接下來的內容應該就是要將此一理論放回具體的歷史脈絡加以檢驗，以確立論證的有效性。因此，假定在前三章對於理論的部分能有一定程度的把握，照理說，面對隨之而來基本上做為佐證的歷史事實，閱讀上的困難應該可以相對降低才對。但事實不然，至少，對於這一章裡安德森有關”第一波民族主義”的整個論述，有一段時間我確實感到無言以對。

        慢慢地，我開始有了一個比較大膽的想法。也許問題並不是出在理解或思考的部分，也許根本上，安德森對美洲的情況提出的說法隱含著某種理論上的疑難有待釐清，因而未能成功地說服我。在由三位作者聯合執筆的《歷史的真相》一書第三章〈歷史造就國家〉裡，描述了自十八世紀末以降，美國史主流論述的建構過程。在歷史脈絡下史學與客觀環境條件的互動當中，我看見了幾個重點。首先，美國之建立某種程度上幾乎可說是一場意外，在取得了獨立的主權之後很久，國家的領導者似乎仍難以給這個國家一個清楚的定位，而國家的發展，因此也始終是在各種理念想法、利益衝突之下妥協的產物。史學便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介入了現實，為這個新生的國家擔負起想像過去、打造未來的任務。為了凝聚國民的團結意識、鞏固立國建國的正當性，美國史的寫作者們發展出形形色色的論述，但總的目的，可以說，不外乎製造出”美國人”這樣一種民族來。因此，參考了這些資料以後，我開始產生如下的想法：原來，即便是對於「民族國家」而言，「本民族」此一概念的發展都有可能是在各種條件如主權、政府、人民、領土等都已齊備之後，才姍姍來遲的一個補充說明。更進一步，「民族」概念的建構似乎涉及了一個時間性的維度，就美國的例子來看，假如抽掉了那種迫切地為要創造未來而尋求過去的現實要求，則其國史當中對民族的構想乃是很難以理解的。

        於是，上述的兩種想法分別指向對安德森第一波民族主義論述的不同質疑。在史實的層次上，安德森以官員的朝聖與印刷業者為根據，論證美洲的革命所具有的想像的共同體性格。但問題是，民族主義（應改為民族）固然是一種想像的共同體，想像的共同體卻不必然就是民族主義（應改為民族）。即便就安德森本人所提供的有關拉丁美洲的描述，我的感覺也是一樣：放在當時由殖民母國、殖民地上層統治階級與下層人民大眾的社會結構下看，難說最終起而革命的這批位居中間部分的殖民地統治者，確實在自覺地要求任何多於「權力重分配」的事物。若以美國獨立為例，要說這其中已經有某種民族意識醞釀成熟，從其建國後的窘境來看，是很沒有說服力的——那實在更接近一場政治革命，所依據的是奪取權力的政治訴求，不多也不少。的確，非常可能，美洲在這一波的革命運動興起時，已經紛紛發展出或隱或顯的共同體意識，也正是基於這樣的意識，才有革命的可能，但那究竟是否就已經是「民族」了，還是另外一些不同類型的共同體，安德森並沒有給出一個清楚的分辨，而我個人也對此持保留態度。

        由此我們可以轉向一個理論上更大的疑難。經過前面的思考過程我才發現一件有趣的事，打從開始讀這本書到現在，「想像的共同體」這幾個字已經看到爛熟了，但我們卻從沒有停下來想一想，這個概念到底有些什麼性質。至少，美國史主流論述的發展過程，提醒了我安德森從未清楚指明的一個問題：這個「想像的共同體」，究竟是一個靜態的概念還是動態的描述？換言之，想像的共同體究竟是意指某種「被想像為已經或多或少完成的事物」，或者，那（應改為對共同體的想像）是一種「訴求於未來而必然藉著歷時性思考回到過去，不斷持續下去的想像的動作」。在美國的例子裡，後者明顯更為接近民族建構過程的種種現象，但在整個”第一波民族主義”的論述裡，安德森使用這個概念的方式無疑更為接近前者。因此，武斷一點說，我想表達的是，民族的想像是否終歸必須具備歷時性維度的延展，換言之，不可能獨立於歷史而被創造出來；但在安德森所提及的想像共同體產生的前提條件當中，我們一定都還清楚記得其中一個重要元素：現代的共時性。在這個意義上，我所裡解的民族的想像乃與安德森所規劃出的想像的共同體概念發生了一定程度的衝突——想像的共同體是「共時性」想像能力的產物，民族卻要求我們擁有「歷時性」的想像能力。

        於是，整個安德森的”第一波民族主義”的論述對我而言，可說再次凸顯出了歷史研究當中的一個老問題：使用概念來對過去進行解釋固然有其必要，但史家們似乎總得不放心地追問下去，然而概念式思考的正當性何在；有效性又到何種程度；以及，也許是最重要的，概念的限制在哪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