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奮鬥

那麼，就讓我們先看看諾哈（及其同事們）的構想，我再一一說明，這個構想是如何地回應了上述實質與理論雙重的問題意識。對於我們的問題，｢我們需要甚麼樣的歷史｣，史學家（們）極其美麗動人的回答是這樣的：
不過，一旦我們拒絕將象徵侷限在某個特定領域，而是將法國本身定義為充滿象徵的事物（也就是捨棄｢將之化約為可明確指定的實際事物」的定義方式），通往另一種歷史的道路就展開了。我們探索的不是那些具有決定性的事物，而是它們造成的影響；不是那些被記憶或被紀念的行動，而是它們留下的痕跡以及相關紀念活動的安排；不是為了研究事件本身。而是為了瞭解事件在時間之流中如何被建構，瞭解事件意義的消失與重現。我們不探究往事如何發生，而是瞭解它如何持續地被利用，它的應用與誤用，以及它對於當下造成的影響。我們要追問的不是傳統，而是它如何被建立、被傳承。
讀到這裡，哲學底子夠厚、足以知道我現今的哲學立場究竟是甚麼的人，應該就能夠明白這段文字對我而言為什麼跟穗花有同樣的效果。因為，我現在的哲學所全心倚賴的那些關鍵字（除了穗花之外）：痕跡、建構、時間之流、意義、消失與重現、應用與誤用、影響，那些語詞－－不斷引我好奇嚮往、抬頭觀望的群星－－主導了我如今回應這個世界的方式的律則，都具現在這個段落裡－－一個讓我在其中辨識出了自身的所思所感所悟的星座。而這個星座有個不為人知的來歷、有個哲學的祕密身世－－｢解構｣（Deconstruction）。但解構是甚麼呢？可惜，這一次，哲學家們的問題已經不再有效了。從解構的觀點來看，恰恰是這樣的提問方式，其本身的正當性不再是不證自明的。對解構來說，延續著尼采那些狡黠的質問，這個世界上從來就沒有那些｢甚麼｣；自始至終，我們擁有的都只是｢如何｣而已。而我們之所以會誤把｢如何｣當成了｢甚麼｣，只不過是因為遺忘，因為我們有限的記憶並不總是能夠提醒我們：並沒有甚麼事物，有的只是我們與這些事物的互動；或更好地說，有的只是「互動」，而事物不過是這些互動的軌跡香蕉之處，比方說｢台灣｣，就是日本人與原住民、本省人與外省人、一代又一代的新移民與老厝邊互動軌跡的香蕉之處。並沒有甚麼他人，有的只是我們與他人的關係、在這些關係裡我們對自己、對他人說出的故事；或更好地說，有的只是「故事」，而我們或他人，都只是為了說出這些故事而必須提及（有時帶著傷感、有時帶著喜悅）的名字。並沒有｢愛｣、沒有｢正義｣，有的只是那些相信這些字眼、以為自己懂得這些字眼的涵義的人的所作所為；或更好地說，有的只是這些「作為」而已，而那究竟是否就是愛、就是正義，十分哀傷地，在上帝轉過身離我們遠去、不再對我們說話之後，已經再也沒有人能夠確定了。
正是為了回應這份無語、這史上規模最為龐大的沉默，我們必須解構。因為我們已經在無數殘酷的教訓中學會了：沒有甚麼是在場的、沒有甚麼能夠永恆、沒有甚麼可以固定不變、不動。
真理是運動。
而研究這個運動，使盡全力去把握、參與、投入這個運動，正是當代的法國哲學對我們（全人類！）提出的熱情邀情與迫切要求。德希達在一場紀念高達美的演講裡，引用策蘭的詩句費盡心力要去闡明的就是這件事：Die Welt ist fort, ich muß dich tragen. 而當這樣的要求具體落實在特定的學科領域，比方說歷史，我們就會得出上述諾哈（等史家們）的結論，關於歷史學要做甚麼、該怎麼做。
而我想要誠實地說，懷著這樣的立場與心理準備去思索、去生活，很是辛苦。但我們別無選擇，因為
We have it from Aristotle himself that life is hard.

寫到這裡，不知怎地，我忽然覺得，這篇文章應該可以告一段落了。我忽然覺得，延續著解構的動力、尊重延異（la différance）的行蹤，我似乎不該再如此條理分明地繼續論述下去，彷彿有一個確定不移的真理、對一切事物的終極解釋，躲在我的背後，賦予我為之代言的權力。我似乎有必要打破我剛剛才做出的承諾，拒絕一一說明這個新的史學典範，究竟是如何地回應了上文所提到那個理論層次與實質層次的雙重問題意識：我們需要甚麼樣的歷史。我不該說，比方說，在實質的層次，當國族的神話被除魅、傳統的共同體概念失效；當｢認同｣的需求與渴望變得前所未有地強大，而｢認同｣的意象卻已經從一紙地圖轉化為一張菜單，甚至一份型錄的時候；在個人的生命顯得越來越像是僅僅由一連串權宜的抉擇所構成的時刻，記憶便是我們維繫自身身分、守護我們與事物的關係的，最後的堡壘了。而諾哈他們所構想出的歷史，著眼的正是這個身分、這份認同、這段關係；他們試圖說出的，既非事物的故事，也不是人的故事，而是｢人如何記得事物｣的故事，是｢記憶所繫之處｣的故事。我也不該說，在理論的層次，當我們意識到詮釋學的歷史研究模式預設了詮釋學循環的存在，而這樣的存在無異於又一種將陷吾人於客觀性之爭的｢事物｣，我們別無選擇，只能再後退一步，退向這個循環自身的｢歷史｣，退向史家與課題的互動本身；退向那詮釋學的終極追求－－歷史或廣義的人文研究所能夠為吾人所揭示的｢意義｣－－其自身的變化、發展與流動。這樣的歷史，將足以決定性地幫助我們擺脫｢陸禹同究竟是天使還是惡魔｣之類無聊的問題，因為如今史家的焦點是放在｢陸禹同究竟是如何地被視為天使或又怎麼淪落到被當成了惡魔｣、｢陸禹同是怎樣被記住、被愛、被怨恨的｣。後面這些問題同樣具備了詮釋學的長處，因為這些問題依舊照顧到了研究者的主觀性；同時，在如此這般地轉移了焦點之後，我們終於再也不必爭個你死我活，不必下道德判斷，因為｢陸禹同既被愛又被恨｣這件事情本身，與｢陸禹同既是惡魔又不是｣不同，並沒有任何矛盾，因而是所有人都能夠放心同意的。而在判斷被懸置了以後，我們終於有機會做到現象學還原的要求，如其所是地描述這個世界了。
而如果論及解構之後，人們仍是無法看出這新史學典範的面貌、感受不到她的意義與價值，我似乎應當保持適當的沉默，避免引導讀者回到笛卡兒，繼續守護這個祕密：其實，無論甚麼時候，只要有任何跟法國相關的東西引發了你的困惑，你就回去找笛卡兒吧，他那裏一定會有相應的明白清晰的解說。因為法蘭西就是一個被笛卡兒徹底洗了腦的民族。而在《沉思錄》裡，所有這些看似深奧的想法都已經出現端倪、所有這些道路的大方向都已經被指出來過－－當笛卡兒說，對於任何一個觀念的對象究竟是否存在、具有怎樣的性質，我們可以懷疑，或者，很可能無法擁有確定的知識；但對於｢我所擁有的觀念｣，這些觀念本身將超越真與假、對與錯、正確與謬誤－－他難道不是已經在告訴我們，｢事物｣實際上並不重要，｢存在｣也是其次，真正要緊的、唯一要緊的事情是，我們怎麼｢看待｣這些事物。
要緊的並非某些東西本身存在過，要緊的始終都是這些東西曾在時間之流中與我們同在、對我們產生過影響、留下了痕跡、具有意義；要緊的是我們勢必得持續不斷地應用這些意義、也無可避免地會濫用與誤用；要緊的是這些意義會消失、也可能重現，端看我們是否願意負起責任來，以記憶之名、以愛，將之挽留。
但也許我同樣不該試圖挽留…

一個簡單卻相當關鍵的特徵，使記憶所繫之處徹底脫離我們習慣的歷史－－不論是新式或舊式的歷史。關於記憶，任何史學與科學的取徑，不論是訴諸國族記憶或訴諸某種社會心態的記憶，都與探知事物本身（realia）有關，都致力於掌握事物的真實存在。記憶所繫之處則迥異於一切的歷史研究對象，它們在現實中沒有參照依據。更精確地說，它們本身就是自己的參照依據，它們是完全指向自身的符號（signes），亦即純粹狀態下的符號。這不表示它們沒有內容、非具體存在或沒有歷史，事實正好相反。然而，使它們成為記憶所繫之處的因素，正是使他們脫離歷史的方式，宛如聖地（Templum）－－在俗世（空間或時間，空間與時間）缺乏界定的狀態中畫一個圓圈，圓圈之中一切皆重要，一切皆是象徵，一切皆有意義。就這層意義而言，記憶所繫之處是具有雙重性質的事物：它極端地自我封閉、囿於自身的認同、蜷縮於自己的名號中，同時卻又持續地對本身的意義指涉之延伸保持開放。